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习近平国际战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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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习近平对国际战略问题的重要论述的核心意涵为：统筹谋划国内外互动发展的国际战略思维与全球战略布局，通达天下的宽广战略视野与长远战略眼光，合作共赢的战略远见与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相融相近的大国战略情怀与战略自信，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大国战略担当精神。“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精神，也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战略举措，充分显示出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与新兴大国在国际社会所具有的大国自信，还是中国为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贡献大国智慧和大国力量的经典例证。

  【关键词】 “一带一路”倡议  习近平国际战略论述  大国担当  人类命运共同体

   作者简介：保建云（1970-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  100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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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更是其在国际战略领域的实践应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国际政治经济背景，其推进和实施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演变和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深远影响，不仅是当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和推进国际开发的重要战略举措，也是当代国际社会特别是亚欧大陆发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在实践层面的重要表现。因此，从“一带一路”倡议视角系统研究习近平对国际战略问题的重要论述，不仅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和实施，而且能够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构建提出“中国方案”并贡献“中国智慧”，还有利于进一步理解和解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核心内涵、精神实质和基本原则。本文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分析视角对习近平针对国际战略问题的重要论述进行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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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国内外发展的国际战略思维与全球战略布局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在宏观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开发基础上所提出的具有全球性与战略性影响的大国倡议。“一带一路”倡议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关键历史阶段提出的，既是中国持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的新的起点，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成功模式的历史延伸，更是中国推动国内发展与促进国际开发的相互促进、相互统筹的战略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统筹谋划国内外互动发展的全球化布局的大国战略思维，体现在五个方面。

第一，从国际视角规划国内区域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把中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发展与我国的西向开放结合起来，统筹规划我国中西部内陆地区区域发展与对外开放问题，把面向欧亚大陆地区外向开放与西向国际开发结合起来，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则把中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区域开发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结合起来。中国各个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国际环境，随着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必须从全球视野审视中国的区域发展问题，突破封闭式区域发展思维，形成开放性区域发展模式。“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不同地区的区域发展提供了国际视野和国际发展方向。

第二，国内区域发展与国际开发对接。“一带一路”倡议把中国不同地区的区域经济发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联系起来，使中国国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与国外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网络和产业分工联系起来，形成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国内区域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分工合作与经济联系，由此形成国内国际区域联动的国内外一体化发展态势和格局。国内区域发展与国际开发对接具有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是把国内区域发展向国际开发延伸，形成国内区域发展与国际开发之间的分工合作与协调联动效应，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一体化发展；二是把区域开发与区域开放结合起来，促进国内区域发展面向国际社会，既通过国际市场拉动国内区域开发，又使国内区域开发对国家社会产生外溢效应并为国际开发作出贡献。

第三，打破国内区域发展的固化与僵化模式，促进东中西不同区域之间的深度融合开放开发。“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有利于打破国内区域条块分割发展，形成国内“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区域之间的协同与联动发展，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把中西部沿线地理区位、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发展程度不同的不同层级的经济区域联系起来，促进这些地区的商品流通与要素跨国区域配置，促进这些地区的横向一体化与纵向一体化发展；二是通过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把我国东部沿海地带的南北中地区的外向型经济区域联系起来，促进这些地区的贸易投资一体化发展；三是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联动发展，促进我国纵向分布的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与横向分布的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之间的网状区域联动发展，促进国内不同区域之间完全一体化发展态势的形成。

第四，全球化布局的大国战略思维。中国作为欧亚大陆的主要大国，需要有大国战略思维，承担与中国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大国责任，需要有大国战略思维，承担起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也是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需要承担起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共同发展的大国责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大国战略思维的体现，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需要而且能够引导并带领“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发展与共同进步，具有承担起推动和协调沿路各国分工合作与协调发展的能力和责任；二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特别是“一带一路”地区作出贡献，增加对“一带一路”地区的投资和发展援助，使“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够共同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三是中国发展也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支持和帮助，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要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还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和国际环境，需要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和帮助。

第五，贡献中国力量的大国责任。中国作为新兴大国，能够承担起为国际社会提供与自身能力和责任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责任，也就是能够为推动国际社会发展贡献中国力量，这也是中国承担大国战略责任应有的担当。“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本身就是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并向国际社会贡献中国力量的重大举措，表现在三方面：一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需要中国的参与和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发展中国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欠发达状态，需要得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的帮助与援助；二是中国能够为国际社会发展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贡献“中国智慧”并提供“中国方案”，中国在国家建设、改革与开放中积累了大量的发展经验，其他国家也需要借鉴中国的成功经验并避免重走中国曾经走过的弯路；三是中国通过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贸易、投资、产业与金融合作关系推动沿线国家之间的一般化发展，能够为沿线各国创造良好的国际分工与合作环境，提供跨国公共产品，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与文明进步。

简言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是习近平宏观统筹国内发展与国际开发的大国战略思维与全球战略布局的具体体现，也是中国大国担当与大国精神的集中展示。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本身就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维应用于国家发展实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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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达天下的宽广战略视野与长远战略眼光

“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通达天下的大国战略雄心，是习近平国际战略思维的宽广视野与长远眼光的具体体现。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目标，包括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与民心相通“五通”。中国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和欧亚大陆的重要大国，需要有通达天下的大国战略视野。本文中的大国战略视野是指大国对国际社会发展规律和趋势的整体理解和把握。“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通达天下的大国战略视野则是指通过沿线国家在经济政策领域的相互沟通与相互协调以稳定和规范双边与多边经贸关系，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要素跨国流动和资源跨国配置创造基础设施条件，通过消除各种制度化与非制度化贸易障碍促进各国贸易发展与产业分工，通过货币及货币资本跨国流通为各国贸易结算与资金融通提供便利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条件，通过各国民众之间的友好往来增进各国民众之间相互理解和友谊。“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通达天下的大国战略视野和长远战略眼光主要体现为以下六个方面。

第一，为沿线各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提供战略规划方案与大国战略投资。需要从全球角度规划和建设沿路国家互联互通的基础设施体系特别是网络化交通基础设施体系。通过跨国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跨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为沿线各国要素跨国配置与产品跨国流通提供设施保障。“一带一路”倡议为沿路各国共同参与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制定战略规划和战略目标，引导各国基础设施建设的对接与匹配，促进沿路各国一体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特别是交通基础设施网络体系的建设。沿路各国虽然存在着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的客观需要，但如果没有大国的参与和引领，则难于协调各种政治经济利益关系。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者，在沿线国家跨国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方面扮演引领者、协调者、战略规划者与战略投资者角色。

第二，充分发挥中国的大国协调能力，促进沿线各国政策沟通与协调并为此构建沿线各国间政策协调平台。随着经济全球化与区域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各国经济政策特别是主要大国经济政策的外溢影响效应日益显著，不同国家的经济政策特别是宏观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与区域发展政策的相互影响不断加深，形成错综复杂的政策利益关系，各种政策矛盾和冲突必然存在，各国在政策领域需要相互协调与沟通。“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有利于促进沿线各国政策协调与政策沟通，中国作为倡议提出和推进大国，能够为沿线各国政策沟通与协调提供战略平台和机制，也就是中国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沟通与协调提供具有战略影响效应的机制化平台，扮演跨国政策协调制度化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

第三，凭借中国贸易大国地位和影响力，促进沿线各国贸易增长与市场一体化，推进沿线各国之间市场资源配置机制的形成与优化。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能够利用自己的大国贸易影响力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市场开放和贸易自由化，促进沿线各国之间的贸易增长，进而推动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和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促进各国的贸易畅通，需要削减或者最终消除阻碍各国贸易发展的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中国可以利用自己的贸易大国地位和市场大国地位推进各种形式的自由贸易区建设，促进沿线各国的自由贸易，不仅为本国商品出口创造区域性、开放性的国际市场条件，也为其他沿线国家商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机会和提供便利，进而发挥中国贸易大国在国际市场上的战略性影响，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与贸易增长。中国应该而且能够成为全球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者和变革推进者。

第四，充分发挥中国的制造业大国优势和影响力，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区域合作与制造业发展，形成覆盖整个区域的跨国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推进沿线各国的产业一体化发展。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中扮演不可或缺的关键国家角色，能够对沿线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区域合作产生战略性影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数制造业基础相对薄弱，彼此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区域合作程度相对较低，在与非“一带一路”沿线的产业发达经济体的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可以凭借自身完善的制造业体系促进沿线国家之间的产业分工与区域合作，推进各国共同形成网络化的产业分工体系与区域合作体系，提高沿线各国的整体产业竞争力和区域一体化程度。

第五，充分发挥中国的货币与金融大国影响，整合沿线各国力量共同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战略性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维护沿线各国货币信用与金融市场稳定。中国不仅是全球的主要货物贸易大国和制造业大国，中国也是有重要影响的金融市场大国和货币大国。虽然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影响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仍然不匹配，但人民币已经成为与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具有同等影响的货币大国。现存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主要维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金融与货币利益，大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是现存国际货币体系的利益受损者。“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能够加强中国与沿线各国之间的金融与货币合作，形成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性综合合力，预防和控制各种可能的国际金融与债务危机对沿线各国金融与货币市场的消极影响。同时，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中国也能够作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大国，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货币与金融利益，维护全球货币与金融市场的稳定。

第六，充分发挥中国文明古国与文化大国的影响效应，促进沿线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往来和各种形式的民间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中国文化智慧”并提出“中国解决方案”。无论是路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都依赖于各国人员的来往与相互交流，“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为各国民众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提供机会和便利，促进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通过互帮互助和相互借鉴增进彼此之间的信任并推动友好合作关系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民众之间的民心相通，对“一带一路”倡议目标的实现具有三个方面的突出影响：一是通过交流增进彼此之间的相互了解，减少彼此之间的误判和误解，为双边与多边合作创造良好的沟通渠道，降低误判和错误决策带来的成本和风险；二是通过思想与文化交流，能够相互吸引和相互借鉴彼此的发展经验和文明成果，产生合作共赢的思想意识，为各国发展提供更多思想资源与文化资源；三是通过交流增加各国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推动跨国的社会信任共同体的形成，减少各国经济交流与合作可能产生的各种信任风险和信任赤字，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中国具有五千年的文明史，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与海上丝绸之路与沿路各国人民之间形成了跨国历史悠久的交流与交往关系，现在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能够为各国民心相通作出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贡献。

简言之，“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是习近平通达天下的全球战略视野与长远战略眼光的具体体现，也是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背景下中国参与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扮演负责任大国角色的行动指南，还是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并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战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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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共赢的战略远见与实事求是的战略方针

“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合作共赢思想的体现，显示出中国作为新兴大国的战略远见与战略胸襟，体现了中国从实际出发进行实事求是战略决策的原则。“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需要沿线各国的共同参与和共同努力，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方式实现互利共赢。沿线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各国能够通过“一带一路”建设获得发展机遇、各国大多数民众也能够从中获得福利水平的改进机会。“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合作共赢思想，反映了习近平作为大国领导人所具有的大国战略远见和实事求是精神，具有五方面特点。

第一，共同商议充分体现了中国所具有的大国民主意识。共同商议“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发展的战略目标与战略规划，是大国民主意识和平等思想的体现。“一带一路”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需要各国共同商议并共同制定相关战略、发展规划并协调各国的发展政策。共同商议体现出沿路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民主决策精神，体现了各国民主参与国际公共事务决策的原则。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主要的世界大国，除了承担大国责任外，还需要平等对待沿线各国，共同参与推进相关项目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共同商议原则在五个方面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民主意识：一是各国具有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决策的平等机会和权利；二是各国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各种合理要求；三是各国共同协调彼此之间的双边与多边利益关系，构建利益冲突和矛盾协调解决机制；四是各国通过协商取得共识，形成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合力；五是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优化各国间的分工合作关系。

第二，共同建设充分体现了中国所倡导的共同责任意识。“一带一路”倡议虽然由中国最早发起，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和配合，虽然中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关键倡导者、推动者和主导参与者的角色，但各国的积极参与和共同配合也必不可少，也就是说“一带一路”建设是沿线各国的共同责任，需要各国共同参与推进。共同建设所体现的各国共同责任意识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发挥各国的积极性和比较优势；二是“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国分工合作，不能由少数国家替代包办；三是“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各国共同投入，仅仅依靠少数国家则难于顺利实现预期建设目标；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各种问题需要各国共同面对和共同参与解决，构建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问题协调与解决机制；五是“一带一路”建设风险各国共同承担，“一带一路”建设必然面临各种系统性与非系统性风险，需要各国共同面对和共同分摊，虽然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然承担最大风险，但仅仅依靠少数国家力量不可能承担所有可能的风险。

第三，利益共享充分体现了国家间互利与普惠意识。“一带一路”建设取得的成果和各种利益需要各国共同分享，不可能由少数国家垄断和独享。“一带一路”倡议所倡导的利益共享原则是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所主张的国家间互惠互利合作与普惠意识的体现，体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建设是各国可以共享的跨国公共产品，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各国都能够享受到项目建设的正外部效应；二是“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各国都能够从中分享收益的跨国系统工程，其本身目的便是造福于沿线各国人民；三是“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不仅沿线各国可以共享，一些非沿线国家也能够获得外部性分享收益；四是“一带一路”利益不可能由少数国家独享；五是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和主要推动国，除了获得“一带一路”建设获利回报外，主要目的在推动沿线各国共同发展，使各国能够从中国的快速发展获得实实在在的利益并能够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

第四，大国担当与共同治理精神。“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过程，涉及沿线各国的多方面利益，涉及各种类型的社会利益主体，需要各国共同参与决策和治理，形成高效有序的跨国区域开发共同治理机制。中国作为倡议发起国，需要承担起推动和领导的大国角色，发挥大国影响和担当精神。如何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进行合理规划和有效管理，需要构建由相关国家共同参与的公共治理体系。“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大国担当与共同治理精神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中国扮演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倡议者和推动者角色，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国家和主导国家；二是中国需要承担起“一带一路”建设领导者和主要责任者的大国角色，引导“一带一路”建设方向和未来发展，承担主要的建设重任；三是各国共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公共治理体系构建，共同应对各种治理问题和难题。

第五，国际分工合作意识。“一带一路”建设需要沿线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形成覆盖沿线大多数国家的跨国产业链体系、供应链体系与价值链体系。如果没有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不可能顺利实现“一带一路”建设的预期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国际分工合作意识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沿线各国具有不同的地理区位条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不同的地理区位比较优势，分工合作有利于各国地理区位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二是沿线各国资源禀赋存在差异，要实现各国资源配置优化，需要各国分工合作，促进资源跨国流动与跨国配置优化；三是沿线各国产业结构存在着差异，只有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才能够形成跨国产业分工与产业转型升级，促进跨国产业间贸易与产业内贸易的发展，推动“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网络体系的形成与发展，进而提高各国的产业竞争力；四是沿线各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发展水平存在差异，通过分工合作能够促进经济基础强、社会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对经济基础薄弱、社会发展水平低的国家或者经济体的发展援助，而后者也可以借鉴前者的发展经验；五是各国市场结构存在差异，共同分工合作能够形成覆盖沿线各国的网络化市场体系，促进各国商品流动与贸易发展，各国都能够获得市场规模扩大导致的规模报酬递增收益。

简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反映了中国具有通过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各国之间的分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的意愿和能力，也是中国具有大国远见的表现，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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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融相近的大国战略自信

“一带一路”倡议是造福沿线各国人民的战略之举，能够促进沿线各国的相融相近，是习近平大国战略自信的体现。本文中的中国大国战略自信是指中国对在国际社会中发挥领导性、战略性影响所具有的自我能力信任与认知意识，主要表现为“四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如果没有这四个自信，中国是不可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模式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和文化优势的。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国家之间相融相近的大国自信在如下四个方面表现最为显著。

第一，“一带一路”倡议充分显示出中国的道路自信。中国之所以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是因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具有强大的推动外向经济发展的战略规划能力和对外投资能力，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能够与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分享中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成功的经验。“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自信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卓越成就，使得中国具有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自信和战略意愿；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竞争力和综合经济实力的提高，使得中国具有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经济实力；三是中国发展模式选择的成功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正外部影响效应，使得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各国具有广泛的影响力和战略吸引力，有利于倡议的实施和落地生根；四是中国发展取得成功也是中国战略规划能力和战略执行力成功的表现，使得中国具有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定力与战略执行力；五是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是在克服一系列困难和风险的基础上实现的，使得中国积累了应对各种困难和挑战的能力，有利于“一带一路”建设目标的顺利实现。

第二，“一带一路”倡议充分显示出中国的理论自信。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成熟理论和经验可以直接借鉴，是在不断摸索和探索中前进，由此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创造了人类有史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大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大国崛起奇迹。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所体现的中国的大国理论自信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指导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理论通过了实践的检验，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借鉴，指导这些国家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二是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国家和新兴大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摆脱贫困并走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带一路”沿线的欠发达发展中国家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通过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分享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成果；三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和理论成果是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是在大规模实践的基础总结和完善的，其本身就吸收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各种成果，同时也是在与现有的各种理论的竞争与比较中得到发展和验证的，能够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所共享。

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充分显示出中国的制度自信。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是中国选择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模式具有比较优势的体现。“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中国的大国制度自信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的制度模式使得执政党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和战略决策能力，能够科学规划国家的未来发展战略并制定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即制度的战略决策能力自信；二是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模式具有组织人民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强大动员能力，即制度的动员能力自信；三是中国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具有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和政策执行力，即政府的执行力自信；四是中国的制度模式具有协调复杂利益关系的能力，中国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的社会，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各种社会利益主体存在着极其复杂利益关系，但从发展的结果看，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得到较好协调，显示出中国制度具有高效的利益协调能力，即利益协调能力自信；五是任何国家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可能产生失误甚至犯错误，关键在于是否具有一个有效的纠错机制，中国政府在推动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出现失误，但有一套完整的纠错机制，使得这些失误甚至错误能够得到纠正或者其消极影响得到有效控制，显示出中国制度模式具有较强的错误纠正能力和制度的自我纠错能力自信。

第四，“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中国的文化自信。数千年以来，丝绸之路始终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与沟通的纽带，具有丰富的历史与文化内涵。“一带一路”倡议是在继承、借鉴中西方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历史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古老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联结纽带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的新模式和新未来。“一带一路”倡议体现的中国文化自信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中国作为文明古国，通过丝绸之路为人类文明作出突出的历史贡献，“一带一路”建设则是中国对人类文明贡献的历史继承；二是丝绸之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一带一路”建设能够弘扬古老的丝路文化和丝路精神，为沿线各国人民重温历史，重续历史文化联系提供机会；三是丝绸之路是中国与沿线各国历史文化联系的纽带，“一带一路”建设则是在继承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沿线各国之间的新文化联系纽带；四是丝路文化与丝路精神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一带一路”建设则能够创造出新的人类文明成果，为人类社会文明进步作出新贡献；五是“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开启人类文化交流与互鉴的新模式，促进整个国际社会的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

简言之，“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文明交流互鉴、相融相近的大国战略自信特质，充分显示了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与新兴大国在国际社会所具有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与文化自信，也是丝路文明与丝路精神的体现。
五、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大国战略担当

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文明古国和新兴大国，需要而且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和国际社会发展作出贡献，理所当然必须具有大国担当精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便是中国具有大国战略担当意识与大国战略担当精神的体现，也是习近平国际战略观的重要内容。“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充分显示出中国作为社会主义新兴大国的战略担当精神，最终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战略担当精神，包括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为沿线国家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规划美好前景。追求美好生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理想，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国家仍然没有完全实现工业化与现代化，大多数国家还处于不发达状态，大多数民众仍然还没有过上文明富裕的美好生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为沿线各国人民美好生活理想的最终实现提供了机会和途径。“一带一路”倡议从六个方面为沿线各国的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规划美好前景：一是规划各国基础设施建设互联互通的美好前景，特别是陆路交通基础设施、港口及海路交通基础设施、能源及动力基础设施、城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等的规划，构建区域性交通网络体系与基础设施供给体系规划；二是规划各国商品流通、贸易发展与市场开放的美好前景，促进沿线各国市场开放、市场一体化与区域贸易自由化；三是规划各国资金跨国融通、跨国投资与要素跨国配置优化的美好前景，促进沿线国家跨国金融市场形成，形成区域性国际金融市场和区域性跨国投融资体系；四是规划沿线各国产业分工与跨国区域合作，促进沿线各国产业链、供应链与价值链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促进各国区域一体化发展；五是沿线各国政府间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机制规划，促进各国共同应对各种可能的区域性金融与债务风险，形成沿线国家间区域性政策协调与风险监管机制；六是沿线各国之间的人文交流与民心沟通规划，推动各国人员流动和交流，形成区域性人才流动与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第二，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沿线各国文明进步取得阶段性成果。在“一带一路”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规划的基础上，各国需要共同努力使“一带一路”倡议和规划目标落地生根，取得阶段性成果。任何好的倡议，如果不能够转化为规划并进入实施阶段，都只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对沿线各国社会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实质性影响。因此，“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规划要取得阶段性成果，需要强调五个方面：一是中国作为倡议发起国和主要推动大国，需要承担起推动和协调落实的大国责任；二是其他沿线国家特别是居于重要地理区位或者发挥重要影响的沿线国家，需要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规划的实施，协调配合并作出实质性贡献；三是通过阶段性成果的示范效应，引导后续开发建设，保持“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四是“一带一路”倡议不只是沿线各国的经济开放开发合作，也是各种文明的交流和对话，需要通过阶段性成果取得共识，形成新的跨国经济合作的行为规范，创造新的区域合作理念；五是“一带一路”建设能够为区域文明进步创造物质条件、产业基础和市场环境。

第三，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实施促进人类利益共同体的形成。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沿线各国之间形成更为紧密的分工合作关系，彼此之间形成密不可分的网络化利益关系，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区域性的一体化利益共同体。而区域性一体化利益共同体会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不断深化，同时吸引更多国家加入其中，形成覆盖全球大多数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人类利益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从五个方面推进人类利益共同体形成与演化：一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使沿线各国利益相互连接、彼此相关，特别是通过跨国基础设施建设及相关跨国公共产品的联合提供与联合需求，各国彼此之间形成利益相关者；二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彼此利益连接与利益相关的国家不断增多，各国之间的利益连接与利益相关程度不断扩大，各国之间形成利益互补与相互依赖关系；三是沿线各国利益互补与利益相互依赖持续发展，形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生关系；四是沿线各国利益共生关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跨国利益一体化的社会群体和社会共同体，由此形成区域利益共同体；五是随着更多的国家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及其项目建设，区域利益共同体发展为人类利益共同体。

第四，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人类责任共同体的形成。仅仅依靠利益联结和利益相互依赖而形成的利益共同体，如果出现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则可能导致利益共同体的弱化甚至解体，还需要构建责任共同体加以维护。“一带一路”倡议在促进人类利益共同体形成过程中也同时推进着人类责任共同体的形成和演化，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沿线各国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除了获得利益外，还需要承担必要的责任，利益与责任保持对等匹配；二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推进，除了利益激励机制还需要责任担当保证，缺乏责任的利益驱动不具有可持续性和稳定性，一旦利益消失则必然失去持续推动的内在动力；三是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者和主要推动者，需要承担大国责任，推动构建“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责任机制；四是利益共同体是责任共同体形成的基础，责任共同体则是利益共同体稳定存在的保障，“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利益共同体形成与责任共同体形成相辅相成，互为条件。

第五，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承担起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责任。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历史文化传承特别是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传承负有大国责任，“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战略担当精神，根本目标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举措，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更大贡献是重要战略目标；二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平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体系，促进世界市场的一体化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发展，为增进世界各国人民福利水平作出“中国贡献”；三是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构建各种区域性与全球性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的规则体系，为新的全球治理体系特别是新的全球金融与贸易治理体系构建贡献“中国方案”；四是“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使沿线各国民众的利益和命运紧密相关，也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和命运密切相关，最终使得整个人类形成发展前途与命运密不可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则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贡献“中国智慧”，充分体现出中国的大国战略担当精神。

概言之，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和文明古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步骤和战略举措，也是中国大国战略担当精神的充分体现，更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不可或缺内容。“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战略举措，必将对国际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逐渐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终实现的重要历史阶段所提出的具有全球性、全局性、长远性、历史性和战略性影响的重大倡议，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的重要体现。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习近平国际战略论述可以总结为五点：一是统筹谋划国内外互动发展的大国战略思维与全球战略布局；二是通达天下的大国战略视野与大国战略抱负；三是合作共赢的大国战略胸怀和大国战略远见；四是相融相近的大国战略情怀与大国战略自信；五是关注人类共同命运的大国战略责任与大国战略担当。随着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一带一路”倡议的持续推进和落实，沿线各国发展也必然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大国战略思维与大国担当精神也必然成为推动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关键积极因素。随着“一带一路”倡议持续推进并不断取得阶段性进展和积极成果，习近平关于国际战略问题的论述，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内容，不仅持续惠及沿线各国人民，也必然成为推进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思想资源和精神动力。

参考文献：

[1]保建云：《论我国“一带一路”海外投资的全球金融影响、市场约束与“敌意风险”治理》，《中国软科学》2017年第3期。

[2]李景治：《论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的突出特点》，《教学与研究》2017年第5期。

[3]宫力：《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探析》，《科学社会主义》2017年第6期。

[4]左凤荣：《习近平国际战略思想研究》，《理论视野》2016年第8期。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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