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月之：从城市历史脉络中了解，上海如何成为今天的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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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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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云间潮涌》到《海上繁华》，再到《东方璀璨》，三卷《上海简史》为上海简笔勾勒从新石器时期到当代的整个历史概貌。

嘉 宾



熊月之

《上海简史》主编、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

一条主线：

重视商业，重视开放

记者：第一次拿到《上海简史》时，其实挺让人意外的，以为会是皇皇巨著，没想到是很轻巧的三册书。要把上海的历史，尤其是上海的复杂性、多元化，用尽量精简的文字说清楚，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熊月之：上海的历史曲折多变，上海的文化丰富深邃。曲折多变的历史，需要有多种方式的呈现；丰富深邃的文化，同样需要多种角度的阐释。上海这座城市有自己独特的特点、独特的魅力，有它独特的、值得我们深深思考的东西。怎么把这些“独特”呈现出来？三卷本既各有侧重，又牢牢抓住核心本质，这样就能写得简要。



《上海简史》（三卷）

熊月之 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三册书是这样划分的：第一卷《云间潮涌（751—1843）》，讲述近代以前的上海地区历史，重点阐述上海的资源禀赋、人文特点与开放传统；第二卷《海上繁华（1843—1949）》，讲述近代的上海地区历史，重点阐述上海何以由一个普通沿海县城，在百余年间跃升为国内最大城市与国际著名都市；第三卷《东方璀璨（1949—2019）》，讲述新中国成立以来至2019年的上海地区历史，重点阐述上海在不同国际国内环境下如何持续发展，如何彰显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如何成为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

虽然分工不同，但有一条主线贯穿三册——纵观上海的历史，要总结其人文特点，概括地说，就是重视商业、重视开放。从公元751年上海建制以来，一千多年的历史中，上海有三次开放的高潮：一是宋元时期，在海上丝绸贸易的带动下，上海地区不但得到开放，而且迅速兴起；二是近代的被动（迫）开放，即1843年上海开埠通商至1949年上海解放；三是从1990年开始的浦东开发开放至今。在这三个高峰时期，上海都得到了飞跃性的发展，让上海成为今天的上海，也奠定了上海“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

云间潮涌：

资源禀赋下的重商传统

记者：您如何评价上海的资源禀赋？

熊月之：从历史地理的视角俯瞰江南地区，整个太湖平原就像一个碟子，上海处在这个碟子的东半部分，因而整个地形呈现东高西低的走势。这样的地理环境对上海地区具有重要的影响，因为先民们需要应对海水倒灌和河流淤塞这两大难题，同时也开发了适宜此地的物产：盐、棉、布。

上海一度是非常重要的产盐区，尤其是宋元时期，在全国影响颇大。制盐业的发达促使一批以集散海盐为主的市镇兴起。今天的上海市区在成陆时形成了海拔略高的贝壳沙地，这里田高岸陡，汲水较难，不太适合种植水稻，但很适宜种棉花，一亩棉抵得上三亩粮，因而上海地区广泛地种植棉花。元代黄道婆把海南的棉种以及纺纱技术传到了上海，发起了所谓的“棉花革命”，棉花成了一个重要的产业，由此改变了整个上海的经济结构，那时的上海县成了著名的棉花产区。明代上海更是有“衣被天下”之称，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棉纺织业中心。

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情况究竟如何，我们可以从赋税角度去考察。在明代，江南田地仅占全国的6%，税粮却占全国近22%。也就是说，江南以1/16的田地缴纳了1/5的税粮，而以苏松两府尤重，大概以1/57的田地承担了全国将近1/7的税粮。可见明清之际，上海的经济在全国是名列前茅的。

记者：这样的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是如何形塑上海的？

熊月之：盐、棉、布都和市场紧密联系，所以，上海和其他城市很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重商的传统。上海特别的自然禀赋使得这个地方的人们一半以上与海运、商业贸易有关系，因而相对见多识广、头脑灵活、重商开放。大家耳熟能详的徐光启特别开放开明，细究缘由，他的祖上是商人，有一定的经济条件，这样他的父亲和他才能够安心读书，不必担忧生活问题。

记者：在上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外贸易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熊月之：非常重要的角色。上海最早的贸易港是吴淞江边的青龙镇。青龙镇港阔水深，逐渐发展成为“海商之所凑集”的通商大埠。这一时期，随着江南经济地位的日益提高，江南市场与国际市场联系日益加强，对出海港口的需求也日益迫切。发达的国内及国际贸易与人员往来，使青龙镇成为“人烟浩穰，海舶辐辏”的枢纽，极大地提升了上海地区的发展水平。

宋代以后，随着吴淞江的淤塞，黄浦江取代了吴淞江，成为整个江南地区重要的一条河流，也是上海地区最重要的河流。上海港随之崛起。上海特有的沙船成为北洋航线，也就是山东半岛、天津、东北等北方地区和南方沿海地区之间的贸易航线的主要船只。尤其在清朝，随着清政府开放海禁，在上海设立了江海关，上海港迅速发展，成为整个长三角的贸易中心。特别是道光以后，运河堵塞，刘家港衰弱，上海由此奠定了大港的地位。其实，从18世纪后期开始，上海已正式取代苏州，成为江南最大的商品集中和转运中心。唐宋以来，江南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必须有一个具备相当规模及辐射能力的重要港口，并以此集聚本地市场，维系与海内外的经济贸易、对外交流来往。清代以后，上海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到了近代开埠以后，上海自然而然地得以迅速发展。



记者：经济上的开放，必然带来文化上的交融。

熊月之：是的，商业发达不仅推动了市镇的兴建与繁华，也催发了文化的繁荣，涌现很多著名学者、著名学派。比如松江画派，其代表人物董其昌就是上海县人。书法上有云间书派，诗词有云间诗派、云间词派、嘉定文派等，清代则有以王鸣盛、钱大昕为代表的考据学派。

除了上面提到的徐光启，上海还有很多学者也很关注西方的思想。徐光启曾说，欲求超胜，必先会通。就是说，想要超过他们，先要把他们的思想和中国的传统文化融会贯通，这样才能实现超越。徐光启的思想其实是当时上海很多学者对待外来思想的普遍态度和看法。而正是因为有大量持这样观点的学者，才能形成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才使晚清之后外来思想有可能在上海落地生根。

海上繁华：

开放之下的商业精神

记者：开放和重商通常是一体的，重商的时代必然是开放的时代，而开放是描述上海最常用的一个词。您刚才提到上海有过几次开放高峰，它们有何异同？

熊月之：近代上海的开放对古代上海的开放有继承性，但也有不同。近代上海的开放与宋元以来的开放，所处的世界大环境不同。宋元时期主要是国家鼓励对外贸易，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程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海上丝绸之路发达。而近代上海的开放，世界大环境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大航海时代叠加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全球扩张，此时的中国已然落后于西方。近代上海的开放与古代的开放——无论是宋元时期的国家鼓励的开放，还是明清时期的有限开放——有所不同，那就是不依赖于皇帝或者中央政府的意志，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

记者：遗憾的是，近代上海城市开放的制度性保障都不是中国自己制定的，租界对上海而言是一种难言的痛。

熊月之：关于租界，其两面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租界是根据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设立的。但另一方面，从商业维度看，通商是中国人内在的需求，我们生产的茶叶、丝绸之类的商品需要与海外进行贸易。租界和上海近代的繁荣不是一个线性的简单的因果关系，而需要综合考虑。近代上海的繁荣发展，是上海充分吸收西方工业化成果，在经济全球化大趋势下的顺势而为，而且其中大部分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贡献。近代上海更多的是中国人自己的公司和资本，比如当时外滩、南京路四大公司都是中国最好的百货公司。有很多公司虽然挂着外国的牌子，但其实是中国资本，挂外国牌子是为了少缴税。再从人口上看，当时上海的人口绝大多数是中国人，占到98%，甚至99%。1942年，在上海的外国人口最高达到15.1万人，也只占了当时上海总人口的3.85%。

因为开放，中国人跟外国人相处，学到了很多。当时很多商业大王、民族资本，都是在上海发展起来的，这使得上海在1949年以后成了中国的工业中心、科技重镇。这就是徐光启讲的，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今天的上海人依然秉持着这样的精神。这就是一种文化自信，就是上海开明睿智的地方。



东方璀璨：

高起点、宽领域、全方位发展

记者：是什么推动了上海第三次开放高峰的到来？

熊月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定上海的工业发展方针是“维持利用，积极改造”。那时候的上海，城市居住区特别少，住房困难、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这三大城市病困扰着上海。为适应上海城市发展需要，1958年，经上海市申请，由中央政府、华东局与江苏省协调，陆续从江苏省划出10个县，交上海市管辖。上海原来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千米，自此变成了6300多平方千米。境域扩大了，上海持续数年的国民经济调整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但总的来说，在1978年全国改革开放之后至1990年之前，上海作为计划经济的大本营、中央财政的主要来源、国有企业的集中之地，实际上充当了全国改革的“后卫”而非“前锋”的角色——改革滞后、开放不足，发展速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准。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上海马上从后面走到了前沿，大踏步前进，今天才会成为全中国改革开放的领头羊、排头兵。

记者：上海的这次开放与以往两次有何不同？

熊月之：既不同于古代宋元的贸易开放，亦不同于近代开埠的开放，这是上海寻求全方位发展的主动的开放，有创新，也有继承。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就明确提出了要“坚持遵循高起点、宽领域、全方位开放”思路，其开发开放不仅仅是项目、土地、资金等经济功能的开发，更是社会功能的全方位开发，包括城市建设、城乡社区发展，发展改善民生，提升社会服务品质。整个20世纪90年代，上海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勇气，在多个领域进行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提出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环节，综合配套推进企业、市场、政府和社会保障体制的“四位一体”改革模式；在开发区建设方面，率先建立和健全了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成为推进开发区建设的重要动力和制度基础；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抓手，推动国企改革从让利放权阶段向制度构建的纵深阶段推进；在政府管理方面，率先在浦东试行“小政府、大社会”的政府管理模式，初步构建公共服务政府雏形。这些改革探索和制度创新，体现了上海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前沿地区的作用和使命，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有益经验，也为上海经济发展战略和推进浦东开发开放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

上海这次开放最大的特点是制度先行。一个城市的开放性通过制度来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浦东也因此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重要象征。

熊月之：从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到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得益于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相结合，浦东雄辩地证明了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曾经老旧的上海得以焕发新生，从“后卫”再次回归“前锋”，奋力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

我们编写《上海简史》（三卷）这套书，旨在全面系统、简明扼要地梳理上海历史。虽然这套书意在简明扼要，但里面运用的资料一定是可信的，所有呈现出来的史料都是经得起考证的。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建设应该既包括硬件建设，也包括软件建设；既包括经济方面的建设，也包括文化方面的建设。“为人民”同样也是，我们既要提供硬件给人民，也要提供软件给人民，提供文化营养给人民。我们要让人民了解上海、热爱上海，包括老上海人，也包括新上海人，还包括那些只是到上海来旅游的，或者仅仅是对上海有兴趣的人。我希望这套《上海简史》是他们了解上海最便捷、最可靠的入门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