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重读一下《达·芬奇密码》与君士坦丁大帝和尼西亚公会相关的主要论点：
“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撰的。”（P?郾214）
“公元325年，他决定把罗马帝国统合在一个宗教派下。这就是基督教。”（P?郾215）
“在这次宗教大融合中，君士坦丁需要强化新基督教的传统，因此他举行了著名的‘基督教会议’，就是一般所说的尼西亚（公）会议……直到那个时候，耶稣的追随者们认为他是一个终有一死的先知。”（P?郾216）
“我们所说的只是君士坦丁通过利用耶稣的重大影响和尊贵的地位从中谋利，而由此他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基督教。”（P?郾217）
所有这些断言，还有许多同一类型的东西，同时含有部分实情和许多粗鄙的错误。在涉及基督教《圣经》的正典编纂和神圣女性的体系化之前，还是让我们先还原君士坦丁大帝、他与基督教的关系、召开尼西亚公会这些问题的本来面目吧。
君士坦丁和基督教
公元306年，在父亲弗拉维乌斯·君士坦提乌斯死后（ConstanceChliro），二十六岁的君士坦丁被军队拥立为皇帝。他当时只统治着高卢和布列塔尼。君士坦丁与李锡尼①（Licinius）结盟后于公元312年在罗马附近的卡尔维亚桥打败马克森提（Maxence），成为西罗马帝国的主宰。李锡尼和君士坦丁都是信奉太阳神的“异教”徒；但是，为了让帝国得到安宁，同时也意识到基督教的重要性，他们决定给予基督徒信仰自由并归还他们的财产。公元260年加列努斯②（Gallien）的执政开始了宽容时期，帝国曾有过一段宗教上的安宁。但是，公元303年，戴克里先皇帝③重新开始迫害基督徒。
君士坦丁与加列努斯有关基督教的第一个主要协定是公元313年宣布的米兰敕令，它在历史上向来被当作宗教宽容的一个范例，其主要内容如下：“君士坦丁和加列努斯聚首米兰处理涉及帝国利益与安全之事，我们认为，其中最利于臣民者莫过于首先制定崇拜上帝的方式。我们最终同意让基督徒及所有其他的人自由遵行自己最喜欢的信仰，以便在天之神能够赐福于我们，赐福于我们疆土上生活的所有人。”
君士坦丁是基督徒吗？据传说他在公元312年卡尔维亚桥胜利后皈依了基督教。实际上，他是在公元337年临终时接受的洗礼。确实，个人的信念和政治上的实用主义在君士坦丁转向基督教中一直难以融合。他不是一个幼稚的人；许多违抗他的人都丢掉了性命，也包括他的家人（他杀了他的妻子福斯塔和长子克里斯普斯）。与君士坦丁的一直支持基督教相反，统治着东部帝国的加列努斯在与君士坦丁产生隔阂后，加大了反对这一教派的措施。
公元324年，君士坦丁出兵攻打加列努斯，杀死他后统一了帝国。公元330年，他把希腊城市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并定为首都。在他统治期间，出现了第一批大型的基督教建筑，他出资兴建罗马的拉特兰和圣彼得教堂、耶路撒冷的圣绪尔圣墓教堂、君士坦丁堡的圣徒教堂和圣索菲亚教堂……君士坦丁对基督徒的宽容表现为一种主动照顾的方式。它主要体现在财政措施上。他还承认了主教的一种特殊司法权，同时又密切控制着他们的行动。而与此同时，君士坦丁保留了最高祭司长（pontifexmaximus）的传统头衔，他仍是所有异教徒的最高统治者。他的继任者将这种做法一直保持到公元382年。
就像《达·芬奇密码》所认定的那样，君士坦丁于公元321年通过一项法律建立了礼拜日的休息制度。这无疑是有利于基督徒的措施，他们习惯在这一天聚到一起庆祝基督的复活，而这项措施也得到异教徒的欢迎，特别是密特拉神①（Mithra）的崇拜者，他们把这一天当作“太阳日”。
是不是像《达·芬奇密码》所肯定的那样，君士坦丁把基督教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呢？错了。那是狄奥多西大帝（Théodose）（他于公元379年至公元395年间统治罗马帝国，在君士坦丁死后约五十年）。狄奥多西大帝把基督教定为帝国惟一认可的宗教。公元391年，帝国公布了一项法律，禁止在罗马从事所有异教祭拜活动，从以“无辜的牺牲”（动物）献祭到去宗教场所均在禁止之列。一项敕令将这些措施推广到埃及，在那儿引起异教徒和越来越确信即将要战胜偶像崇拜的基督徒之间的众多冲突，这些冲突有时充满血腥暴力，特别是在亚历山大。一年后的公元392年，第二道敕令将这些禁令扩大到整个帝国。自此，即使在家中私下祭拜偶像也属非法行为，可以被课以高额罚金和没收财产：“任何焚香的住宅将收归国有。” 尼西亚公会
让我们回到六十年前，接着说君士坦丁。他于公元325年召集了尼西亚公会，但是此次会议与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形成没有关系。即便是处理了教会的组织和纪律的问题，那也属于在4世纪分裂基督教的教理上重大冲突的范畴，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一神教的最核心的问题：惟一的上帝怎么可以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人呢？尼西亚公会因此成为构成基督教的上帝三位一体教义的第一步。
再就是阿里乌教派的问题。亚历山大的教士阿里乌（256—336）的学说是导致召开尼西亚公会的危机的根源。最出色的古代基督教历史学家米歇尔·梅斯兰（MichelMeslin）在《宗教百科全书》中解释说：“对阿里乌来说，三位一体中的神既不能相等，也不能被混淆。神性的绝对标志是非创造的，也是非生殖的。可是，只有圣父符合这个定义。圣子因此不能是同样完满的上帝，因为他是圣父生的，是次上帝。他的座次位于最卓越的上帝和造物之间。这样，阿里乌走到了一种严格、绝对的一神论学说……”尽管受到亚历山大教会的谴责，阿里乌的观点还是拥有不少的支持者，也包括帝国中各个基督教团体的主教。
出于对平息不断恶化的冲突的关注和对于主教们要求他解决矛盾的期待的满足，君士坦丁在尼西亚的皇宫召开了第一次“普世的主教会议”。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它涉及全球的教会。约有三百名主教参加了会议。会议最终通过了一种信条，即“尼西亚信经”，基督教信经的第一个表达方式是确认基督“与圣父的本质相同”，他与圣父是“同质的”。
君士坦丁放逐了阿里乌。但不管怎样，阿里乌教义仍在帝国中发展，并带来了冲突和动乱。为了平定人心，皇帝试图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但是，以亚历山大的主教亚大纳西（Athanased′Alexandrie）为首的新三位一体信条的捍卫者们不同意对尼西亚通过的信条做任何改动。于是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皇帝被主教们的不妥协激怒了，他为阿里乌平了反，却将亚大纳西流放！君士坦丁于公元337年逝世，临终前他受了洗——接受了阿里乌的教义。
君士坦丁死后，阿里乌危机并没有平息。君士坦丁的继任者中，统治西帝国的儿子打出了尼西亚会议的招牌，但统治东帝国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却是阿里乌派！最后君士坦提乌斯占了上风，并试图在全帝国确立阿里乌派信仰。反对阿里乌派的主教们被流放。论战在继续，一些人甚至宣布圣子完全不同于圣父，这更增加了混乱。直到公元381年，狄奥多西召集了君士坦丁堡公会（第二次普世的主教会议），才彻底解决了阿里乌教义危机。这次会议多亏了巴西勒（Basile）的神学思考——他是凯撒雷（Césarée）的主教，公元379年逝世——统一了上帝的单一性和圣父、圣子、圣灵的区别：提出了三位一体的信念。在君士坦丁堡确定的信条得到重申并明确了尼西亚信经，同时会议不顾一些人反对，确认了圣灵的神性。这个基督教的信条（尼西亚—君士坦丁堡信经）至今没有改变，并适用于所有的基督教教会。但此时，阿里乌教派继续在帝国之外，特别是在日耳曼民族（哥特人和西哥特人）中间发展。阿里乌派的传教士仍在传教。阿里乌教派的真正消亡是在西班牙西哥特国王雷卡雷一世（Recarède）于公元589年改宗之后。 伪经和基督教《圣经》的正典
让我们重读一下《达·芬奇密码》：“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圣经》是由罗马的异教徒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编撰的。”（P?郾214）“基督教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发生了。君士坦丁下令并出资编辑写了一部新的《圣经》。这本《圣经》删掉了那些记叙基督个性特征的福音，而将那些把他描述得像神一样的福音添油加醋一番。早期的福音书被查禁烧掉了……非常有趣的是，所有选择尊崇被禁的福音书，而不看君士坦丁制定的《圣经》的人被称为异教徒。”（P?郾217）
这些说法不符合史实。君士坦丁从不曾编纂一部正式的基督教《圣经》。基督教《圣经》正典的创立经历了一个逐步制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从2世纪到4世纪，因此是在君士坦丁之前和之后，而且它并没有依靠一个毫无争议的中央政权，就像梵蒂冈转化为罗马天主教教会一样。
以下是创立基督教《圣经》的几个主要阶段。
——查士丁①（Justin）在公元150年左右在罗马写道：人们在那里阅读《使徒回忆录》。我们知道，在2世纪，流传着很多讲述耶稣的事迹、行为和言论的文章，以及假托使徒的书信和启示录。尚没有任何组织确定这些文章是真还是假。
——第一位编辑严谨的基督教经文选本的是马克西孩冢∕arcion）。他排除了基督教中的犹太习俗，希望把基督的启示精华集中到《路加福音》和几篇保罗书信里。他的想法后来被认为是异端。但据历史学家们说，这肯定有利于推进在流行的记叙中进行挑选的活动。
——穆拉托里（Muratori）残片。名字来自米兰的一位图书管理员，他在1740年发现了这些属于8世纪的文献。文献参考了公元154年死于罗马的主教庇护（Pie）的意见，尤其确认了当时存在马可、路加、马太和约翰这四部福音书，和冠以路加名字的《使徒行传》以及保罗的十三篇使徒书。穆拉托里残片还提出了选择的标准：文章的古老（必须尽可能地接近原始材料）和与使徒有关（使徒的继承性）。
——在2世纪末，里昂的主教依纳爵（Irénée）列出了四福音的一份清单（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按照他的看法，这个单子构成了“好消息”。他也抨击了异教尤其是诺斯替教派不符合真正的基督的信仰。
——凯撒雷的犹西比乌（EusèbedeCésarée）在他的《教会史》（写于325年左右）中介绍了公元2世纪末东帝国教会中阅读的书：四部福音书、《使徒行传》、《保罗书》和《希伯来书》、《彼得一书》和《约翰一书》，还有正典没有收录的一些作品，如《彼得启示录》、《克雷芒致科林多教会前书》（被认为是没有得到上帝“启示”的伪经，但是不违背基督教教义）。
——在4世纪，人们感觉到有必要一劳永逸地把“受到启示的”作品与未受到启示的作品区分开来。地方的各种宗教评议会都在为此努力。在这个时期，除了上面提到的选择标准（古老、使徒的继承性，所宣传的信仰的真实性）之外，又增加了一条：保留基督教团体中，无论是传道还是典仪，使用最多的经文。公元360年，在拉塔基亚（Laodicée）会议上，对圣典的争议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公元382年，罗马会议提出了一个名单，包括了旧约和新约的经文，形成了《圣经》。公元393年，在希波（Hippone）会议上重新提起了这份名单。公元397年，在迦太基会议上终于确定了这一选择，增加了《约翰启示录》，并决定除了这些“正典《圣经》外，不得以《圣经》的名目在教堂中阅读任何其他的经文”。
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一名单的制定和正典经文（接受的）和伪经（被排除的）的分类提出异议，但绝不是布朗的观点——教会在皇帝的鼓动下，很快就订立了基督教《圣经》的正典，并焚毁了所有其他的作品！《达·芬奇密码》的论点中只有一点符合史实：一旦《圣经》确立，诺斯替派的观点就受到系统的谴责——为此也曾血流成河，例如在中世纪镇压清洁派的时候。
还要等到16世纪和基督教改革运动时，基督教《圣经》正典才又重新受到审视。今天，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对《新约》和《旧约》的某些篇章的“真实性”有争议。但是在排除诺斯替派伪经这个问题上，他们的观点相同，他们觉得诺斯替派伪经的历史价值大于宗教价值。 福音……源自耶稣
再说几句有关基督教《圣经》的事情。丹·布朗写道：“圣杯文献有上万页的资料……据说，那些都是原始文献——包括上万页未经修改的资料，那是由早期的耶稣追随者在君士坦丁大帝统治罗马之前写的，他们衷心地崇拜耶稣，认为他是全人类的导师和先知。宝藏中的另一部分是传说中的‘Q’文献——那是连梵蒂冈都承认存在的手稿。按照他们的说法，那是一本记录基督讲道的书，而且可能是他亲笔所写……为什么耶稣就不能有一本记载他自己布道的书呢？当时有许多人都那么做。”(P?郾238)
有必要对这番话做一下解释。丹·布朗依其惯例，围绕着一个真实的历史素材做出许多臆想。在这里，史实就是他所说的Q原始文献，其他则是照搬了有关诺斯替伪经《多马福音》中没有根据的谣传。这都是些什么东西？伪经中的一些文章可能与正典福音书出自同一时代（公元1世纪末），都是根据口传教义记录并结集而成的。按照许多历史学家的观点，在库姆兰发现的《多马福音》无疑也属于此种情况。《多马福音》很快就被译成各种西方语言文本，但有一种传言一直认定它包含有让教会尴尬的一些实情。
存在Q原始文件的假设出自1832年德国圣经学者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FriedrichScheiermacher）。他对被称为“对观福音”，即记述了相对应的内容的马可、路加、马太这三部福音书做了深入的比较工作。他认为，《马可福音》早于《路加福音》和《马太福音》，路加和马太可能使用了《马可福音》的材料，另外还使用了另外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已经失传（因为有许多路加和马太共同记述的内容没有出现在马可的书中）。这个原始材料（德文为Quelle）的假设受到当代许多圣经学者的重视，但是，这仍是一个有争论的学术问题。弗雷德里克·沙伊尔玛舍尔设想，这个假定的文件是一本耶稣语录。《多马福音》内含一百一十四段耶稣的话，与这个假设文件形式相同。一些人就断言这是同一个文本——尽管《多马福音》完全不符合圣经学者们研究的对观福音的相应标准。
至于耶稣有可能亲自撰写了自己的教诲的观点，这种可能性并不能完全排除，但是它还有许多异议。天主教教会现在也承认福音书的作者有可能是假托（以权威的名字为文本署名）。这些文本反映了与他们关系密切的那些社团所承认的教诲。我们甚至不能肯定正典中收录的《使徒行传》是否完全出自保罗一人之手。基督教史学家们指出，即将到来的世界末日深刻地影响着1世纪（包括2世纪初）的基督教徒。在这种对来世的期盼中，人们几乎不大可能在基督死后就忙着撰写他的生平和教诲。因此这是写于他生前，甚至是他亲自写的…… 反对神圣女性
丹·布朗的书中人物对君士坦丁和天主教教会的主要指责是反对神圣女性，以推行一种纯男性的宗教。这是教会排斥伪经的主要动机。他们认为，伪经揭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早期教会中的地位以及她与耶稣的婚姻。“郇山隐修会认为，“女性曾被认为对文明开化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发挥了与男性同等的作用，但世界各地的神庙却将她们抹去了。犹太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中都没有女性神职人员。就连每年产生春季生殖力的圣婚——巴比伦生殖神塔模斯教派的宗教仪式，即男女通过肉体上的结合实现心灵的融合——也被视为是羞耻之举。曾经把与女性进行性交融视为遵从上帝旨意的男性们，现在则担心这是性冲动魔鬼在作祟，而这些魔鬼的最好帮凶就是——女人。”（P.116）
尽管论证充满了七拼八凑、似是而非和纯粹简单的臆造，但这个神圣女性和古代基督教对她压制的问题却是毫无疑问的，是丹·布朗提出的最中肯的问题。在继续谈论这个问题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有关崇拜伟大女神和古代异教中女性地位的历史。
从伟大的女神到男性的上帝
史前学者一致认为，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从原始石器时代到史前巨石文化时代，欧洲人和中东人崇拜着一位极其重要的伟大女神。这位女神的母性功能有时还夹杂着一种情爱因素。在一些无可否认地属于祭祀场所的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表现这位女神的石刻或者雕塑（参见让·玛卡尔《伟大女神，神话与圣殿》）。在原始社会中，女性孕育生命的能力被看作是神圣的，是一个巨大的谜。这些社会大部分属于母系社会，使用月亮历法，时间更是被看作是循环的，而不是线性的。
在西欧，女神崇拜大约结束于公元前数千年。当印度人从东方入侵时，他们带来了对男性的崇拜。女神崇拜逐步融入对男性神的崇拜中，从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教（异教这个词指的是克尔特人、日耳曼人、罗马人、希腊人、埃及人、巴比伦人等的古代多神教）。苏美尔神话讲述了公元前三千年的大战，早期的男性英雄为寻求封神，与女神进行斗争。为这位女神传宗接代的男情人以繁殖力强的公牛形象为象征，在每年一次的一个重要节日上与女神结合，这是仪式的核心，然后被献祭。
此后，女性的地位开始下降，父系社会出现了。以惟一的父亲神形象出现的雅赫维与女神崇拜发生了冲突。雅赫维也许是史无前例的第一位单身上帝，没有女性的对应神！随着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发展，异教受到压制，而女性的成分也逐渐退出宗教舞台。男性的圣父、神父和教皇代替了女神、女祭司和教母。在所有源自《圣经》的宗教中，都是由纯男性形象的一位神主导，男人夺取了所有宗教权力。
圣职圈外的神圣女性的回归
《达·芬奇密码》瞄准的恰恰是这个关键问题。但是，他错误地把这场变革安到了君士坦丁的头上。父系社会，还有教会对女性的歧视早在君士坦丁前很长时间就已出现（只需重读一下保罗的书信就可以了）。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驱逐女性成分受到民众虔敬的压力，在很长时间内都难以被接受。教会最初鼓励崇拜圣母马利亚，用她逐步地取代古代的伟大女神。必须改造典范，让她脱离所有让人联想到狂欢节和神圣Mai-Yin的内容。这些充斥在各种各样的伟大女神的形象中：伊什塔尔（苏美尔）、伊希斯（埃及）、艾波娜（克尔特高卢）、巴拉（腓尼基）、阿斯塔特（迦南）、阿佛洛狄忒—维纳斯（希腊—罗马），等等。作为取代古代所有女神的圣母，圣母马利亚是淡化了的，没有性的，符合母性的角色。如果说，古代神话的原始女神是通过天、空气或火甚至是蛇而受孕的，那么，耶稣的母亲则是通过圣灵，基督教神的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人物而受孕的。
被众使徒和早期基督教神学家掩藏的抹大拉的马利亚这个核心人物似乎更适合作论述男尊女卑问题的论点，而不是丹·布朗那个她与耶稣结合的论点。但是，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抹大拉的马利亚从中世纪起就成为一个神秘的形象，一个女性的原型，它要承受对圣母马利亚的情色指向。
在大众的祈祷中（在天主教的教义中，与耶稣的母亲相关的内容），福音书中的这两个伟大女性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能让人忘掉在基督教和其他的一神宗教中，上帝仍然是纯男性的（教皇、立法者、上帝），而妇女仍然在总体上被排除在圣职之外。 有争议的天主事工会
我们想起丹·布朗写了为《达·芬奇密码》冠以“事实”的一篇“告读者书”。他信誓旦旦认定的有关郇山隐修会存在的那些话有多虚假，他所写的有关小说的另一个主角——天主事工会——的那几行文字就有多真实。这个天主教组织千真万确地存在。那么，小说情节中包含的这些信息又如何呢？这些信息攻击这个由神职人员和在俗教徒组成的组织，把组织的一个成员说成是杀人不眨眼的杀手僧侣。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这个组织的历史。
天主事工会，即“上帝的慈善机构”①，确实是天主教界的一个最具争议的组织。在媒体上，在文学作品中，甚至在宗教决策机构内部，人们常用某种名字称呼它：“神职黑手党”、“梵蒂冈的第五纵队”、“教皇的白衣卫士”、“上帝的尖兵”、天主教收复西班牙②（recoquista）的“秘密保安队”、“新十字军东征协会”、“教会中的教会”、“天主教共济会”、“基督的参谋部”。总之，让这个组织笼罩在充满邪恶气氛的挑衅和宗派主义的词汇中。但是，无论是喜欢还是厌恶它，无论人们根据它的传教使命认为它有害，还是认为它是完整保存传统主义的，是具有拯救意义的，天主事工会的确属于天主教会。被梵蒂冈正式承认的天主事工会在教会的司法和布道的机构中占有一席之地。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的眼中，它甚至是活着的圣人。梵蒂冈内部的小道消息说：“即使天主事工会不知道下任主教的名字，下任主教也一定知道天主事工会的名字！”
善会的诞生
1928年10月2日，在参加马德里的宗教活动期间，一位年轻的西班牙教士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确信接到了神的启示：他必须鼓励所有男人不离开自己的职业，不成为教徒，在他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成为圣徒。这就是天主事工会的核心使命：号召所有人在尘世，特别是在他的职业工作中走向圣洁。艾斯克里瓦惯于用三句话概括他的思想：“献身于工作，工作中献身，以工作献身。”对创始人和他的信徒们来说，圣洁不仅是教士和教徒们的事，也是普通人和在俗教徒的事，他们可以在“过着自己日常生活的同时”达到圣洁。
在这个“超凡的”组织建立后不久，倾听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忏悔的神父问他：“你给这个上帝的善会起个什么名字？”上帝之事①，拉丁文为OpusDei，名字起好了。艾斯克里瓦回答说。1930年2月14日，在主持弥撒的时候，艾斯克里瓦说，上帝告诉他，天主事工会也应该针对妇女。天主事工会于是接纳了妇女，只是她们不能担任神职。
在30年代，艾斯克里瓦神父在一伙朋友的帮助下，竭尽全力地在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全境建立起他的组织。事工会瞄准了大学生和大学里的人。他的想法很简单：如果组织争取到这些精英，就让这些人将天主事工会的使命扩展到所有领域。就这样，天主事工会在全世界建立大学校园内的学生宿舍，建立培训工人、农民的中心和专科学校（如今该组织领导着一百五十所专科培训学校，二百个大学生宿舍和五所大学）。天主事工会的第一个中心DYA科学院1933年在西班牙成立，开设法律课和建筑学课，1934年又增加了基督教培训项目。布道工作因西班牙内战在1936年中断。在战争年代中，年轻的艾斯克里瓦经历了一场残酷的斗争，天主事工会后来保留着对地下状态的某种偏好，但是，对共产主义的极端憎恨让它减少了对纳粹的恐惧，因而投向了佛朗哥主义。
1939年，神父回到马德里，出版了他的畅销书《路》，这是这个组织的意识形态的拱顶石，该书被翻译成三十二种文字，销售了四百五十多万册。在当时超级教权主义横行的西班牙，这种强调在俗教徒作用的言论是全新的并显得过于进步。1941年，在巴塞罗那的使节驻地（DeputacióndeBarcelone），人们开始焚毁《路》。游行者在街头高喊“不要事工会”。家庭、堂区、教会分裂了。传说天主事工会的成员把自己钉上了装饰在他们驻地入口的黑色木十字架。天主事工会被当成一个异教团体，更邪恶的是，除了苦修和祈祷，它还鼓吹独身和禁欲！这是由耶稣会教徒引领的迫害事工会的时代。他们怀疑艾斯克里瓦属于共济会的一个分部。艾斯克里瓦于1941年向惩治共济会的佛朗哥法庭陈述，但是他滔滔不绝地证明了共济会并不施行禁欲！
1943年2月14日，还是在弥撒中，艾斯克里瓦“看见”可以让天主事工会的教士接受圣职授任礼的法律渠道：十字架圣职协会诞生了。这个修道会成为天主事工会针对神职人员的展示橱窗，而事工会自己则留在暗处，向知识界谨慎渗透。渐渐地，“上帝的尖兵”成功地让教会机构接纳了自己。1944年，从一开始就支持这一组织的马德里的主教给三名天主事工会的信徒授了圣职。1947年2月24日，罗马教廷初步承认了它。天主事工会的法律地位从汇聚在俗教徒的“慈善团体”过渡到教会的初级“院外机构”。1948年，十字架罗马会成立。1950年6月16日，教皇庇护十二世最终承认了天主事工会。
为了走出1956年的经济危机，佛朗哥让加入了事工会的部长们聚集在自己身边。艾斯克里瓦尽管是反佛朗哥分子，但他听之任之。1969年，佛朗哥宣布唐胡安·德·波旁的儿子胡安·卡洛斯继承王位。胡安·卡洛斯却受一名天主事工会的家庭教师阿纳埃尔·洛佩兹·阿莫（AnaelLopezAmo）的操控。几个月后，天主事工会功成正果：在佛朗哥将军的第九届政府中，十九位部长有十二位是天主事工会成员。组织根据局势及时调整了方针。为了他们的利益，事工会的技术官僚将帮助国家走向民主进程。 世界影响
对组织来说，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标志是创始人将传播福音的工作推进到伊比利亚半岛和南美洲。艾斯克里瓦1975年去世时，天主事工会已拥有六万名成员。他的最早的弟子，常务秘书阿尔瓦罗·德波蒂略（AlvaradelPortillo）接替了他的职位。德波蒂略参加了梵蒂冈第二次会议的工作。作为法典修订委员会的成员，他参与了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于1983年发布的现行法典《天主教会法典》的制定。
1982年，天主事工会取得了一个重大的胜利。约翰·保罗二世授予它令人垂涎和量身定做的“人格高级神职团”的称号。这意味着天主事工会自此只对教皇负责，可以越过任何天主教的分级组织和机构，包括梵蒂冈的行政管理机构和教区主教部。在实践中，天主事工会只要得到所辖教区主教的同意（总可以得到），就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自己的组织。
在任职的十九年中，阿尔瓦罗·德波蒂略将高级神职团的工作延伸到二十个新的国家。约翰·保罗二世于1991年1月6日授予他教区主教的头衔。阿尔瓦罗·德波蒂略于1994年3月20日去世。同一天，教皇到他的遗体前为他祈祷。在随后的4月20日，哈维尔·埃切瓦里亚（XavierEchevarria），天主事工会的现任高级教士继任。教皇于1995年1月6日在圣彼得大教堂授予他教区主教的头衔。
随着时间的推移，天主事工会已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XX的族长式机构，有由教皇任命的一名终身高级教士，有由独身者（编内人员）组成的一个参谋部，有由已婚者（编外人员）组成的一支“大军”。因为，尽管组织声称是在俗的，掌握实权并占据所有领导职位的却都是教士。非圣职者占人员总数的98%，以普通人的身份生活在世俗社会，但编内人员则要宣誓清贫、禁欲和服从。
如今，人们估计天主事工会有八万四千名成员（在信念相当固执的法国不到二千人），分布在九十个国家，其中的神职人员仅占2%。天主事工会在西班牙彻底恢复了名誉，并在南部取得进展。教皇保罗六世对天主事工会一直多少心存戒意，而约翰·保罗二世则毫不犹豫地让他们围在自己身边。因此，每天与教皇接触的华金·纳瓦罗巴尔斯（JoaquimNavarroValls），梵蒂冈的新闻发言人，也是天主事工会的成员。1992年5月17日，在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死后仅仅十七年，履行了一个迅捷的程序后，反对者都被绕开了，约翰·保罗二世面对三十万人，在圣彼得广场为约瑟马利亚·艾斯克里瓦列真福品。教皇在他的讲道中说：“以一种超凡的知觉，真福的约瑟马利亚坚持不懈地宣讲，为走向圣洁，走向传道进行普世的号召。”2002年10月6日，同一位约翰·保罗二世为约瑟马利亚封圣。这是历史上最快的一次封圣。现在我们明白了，丹·布朗的小说针对天主事工会的批评指的是什么了。 天主事工会的成员进行苦修吗？
“他束在大腿上的带刺的苦修带①扎进了肉里。然而，由于他侍奉了上帝，所以他的灵魂在心满意足地歌唱。”（P?郾9）这是《达·芬奇密码》中有关天主事工会成员阿尔比的僧侣的一段。不容置疑，事工会的灵修强调痛苦有益论，推崇永久补赎的精神。痛苦和苦修作为心灵上进的手段而被追捧。为了理解对这些教规的评价，只需看看天主事工会总部对《达·芬奇密码》所做的回答：“教会关于苦修的教诲的依据——天主事工会完全赞同——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耶稣基督出于对人类的爱，自愿地接受痛苦和死亡，以赎罪和救世。基督教徒被要求模仿耶稣的伟大的爱，并在基督的救世的痛苦中与他同聚。”事工会还提醒说，在教会的历史上，伟大的圣徒如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觭oisd′Assise）或者阿维拉的特雷萨（Theresd′Avila）都受到伟大的自我牺牲的感召，如“经常大斋，穿粗毛衬衣，穿苦修带或者甚至是承受鞭打”。
穿着苦修带这种缠在腰间、下腹、胳膊或大腿上的马鬃或金属的带子，确实是天主教会的传统所鼓励的。但是只有编内人员才被明确地要求遵行，且每天不超过两个小时。对于其他人而言，可遵行的苦修方式很多：早晨洗冷水浴，面包不涂黄油，咖啡不加糖，习惯上述方式的人则可反过来做……
天主事工会成员要立誓清贫吗？
他们必须把薪金交给组织吗？
“十年来，塞拉斯完全克制住自己的性欲，甚至连自慰也不曾有过。……宣誓要独身和放弃个人的全部财产几乎算不上什么牺牲。”（P?郾66）
的确，编内人员和被接纳者（指不过集体生活的编内人员）必须宣誓禁欲。从总体上讲，事工会远没有歌颂总是带有原罪痕迹的性生活！说到物质财产，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事实上，它鼓励信徒将薪金和私人财产交给组织。有些成员的遗嘱证明，他们的灵修导师曾对他们示意，他们死后要剥夺家庭的财产继承权，把财产交给事工会下面的某某机构。关于金钱的问题，事工会的话是双重的。一方面，在鼓吹工作的圣洁价值的同时，它鼓励崇拜物质的成功，支持自由的资本主义统治。社会学家阿尔贝托·蒙卡达（AlbertoMoncada）对此是这样解释的：“这就是创造非常保守的基督徒，他们为完美而无情的资本主义工作。”（2002年10月5、6日《解放报》）另一方面，通过让它的基督徒们宣誓清贫，组织使自己有可能得到他们的财产——为了上帝的最大的荣耀！尽管从法律上讲，天主事工会只是一个小小的宗教组织，但它操纵着二亿二千万欧元的年度财政预算。
天主事工会在纽约的总部值四千七百万美元吗？
“默里山广场——天主事工会新的全球总部和会议中心，位于纽约市的莱克星顿大街243号。这幢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建筑价值超过了四千七百万美元。”（P?郾24）
这是真的。1998年12月11日，天主事工会在美国的新闻发言人威廉·施密特宣布，他们在美国的新总部将于2000年1月1日投入使用。位于曼哈顿莱克星顿大道243号的十七层大楼估价为四千二百万至五千四百万美元之间。天主事工会在美国没有合法身份，大楼由一个特别监护组织，即国家基金中心管理。
在天主事工会中，女人和男人的地位有区别吗？
“男人从莱克星顿大街上的正门进，女人从侧面的一条街的侧门进。在这座大楼里，男人女人始终是分开的，彼此看不见也听不着。”（P?郾24）
“且不说这个教派固守着肉体惩罚的秘密仪式，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充其量也只是中世纪的……男会员在作弥撒时，女会员得被迫无偿地为他清洁住所；女人睡在硬木地板上，而男人却有一个干草床垫；女人被迫做额外的肉体惩罚——都是为了抵赎原罪。”（P?郾36）
事工会1928年刚刚创建时，组织只接纳男性。两年后，它对妇女开放，并严格地将男人和女人分开。这个教派如今依然如此，两部分人相互不认识，异性间不得有直接接触。只有担任妇女部灵修辅导员的教士可以与这些女人接触。男性部完全由编内人员组成，妇女部则有“助理编内人员”或“服务性编内人员”，她们在男性部做饭和从事所有家务。另外，组织的领导职位由教士担任，妇女不能担任事工会最重要的职务。
妇女们的证言揭示了这种男女不平等的现状。《Golias》杂志在1992年夏季出版的“天主事工会的秘密世界”专刊中报道了事工会原女成员的谈话：“我们学习在没有床垫的木板床上睡觉，代替床垫的是一床被子。男人们在真正的床上睡觉。他们告诉我们说，女人比男人更耽于肉欲。”后来，曾做了十五年编内成员的艾莱娜在2002年6月的《ElPaís》报上说：“我感觉自己因为是女人而受到了虐待，他们否认了我做人的权利。所以我退出了。”她的工作使她经常要接触男人，但是她不能与任何男人说话，除非房门开着——人家甚至不让她乘男朋友的车回家。
天主事工会强硬地招募和培训人员吗？
“教皇陛下已经对你咄咄逼人的招收教徒的政策以及肉体苦修的做法深感不安。”（P?郾394）
确实，天主事工会从一开始就有意地招募精英。优秀的大学生和社会未来的领导人尤其是他们的目标。为了在宗教生活方面有所进取，天主事工会的成员要选择一名灵修导师，即每周听其忏悔的教士。灵修导师与学生间的关系是非常僵硬的，因为这是以服从为基础的，这就像是服从的态度。更严重的是，任何批评精神的倾向都是被禁止的。因此，负责人禁止其成员阅读无神论思想家的、反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作品，以及被认为过于轻浮的小说。他们有一份禁书的名单，包括路德和布莱希特的作品等被认定是“魔鬼的”作品。除事工会中心放映的经过选择和审查的电影之外，其他电影均在禁止之列。 天主事工会是教会内部的一个宗派吗？
“许多人称天主事工会是一个给人洗脑的邪教组织。”（P?郾24）
首先，似乎难以把它称作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宗派，尤其是自1941年起成为教会的组成部分后。事工会领导者以它的权威性不断重申：“天主事工会的特征之一是忠诚于教皇，忠诚于教会的教诲。”
然而，像传教技术般遵从的近乎神秘的严格保密、服从权力、成员们期待的资产捐献、精神压制、对世俗主义的仇恨、从其他文化和宗教兴趣的缺失、教会大一统的思想……所有这些都结不出自由和宽容的果实。
事工会1950年修订的秘密章程第191款明确规定：“无论编内人员还是编外人员都应清楚地懂得，当涉及其他成员的名字时，必须永远遵守谨密的保密规则，永远不得向任何人泄露本人加入了天主事工会的事实。”当章程被公开，受到不断批评后，我们在1982年修改后的一个新章程中看到：“高级神职团的信徒将不参加公众的崇拜仪式和游行活动，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隐瞒他加入高级神职团的事实。”在这种表面上对组织透明性的让步后面，事工会仍继续奉行保密规则，并使用影子组织的方式。当成员们称自己的组织不是秘密的，而是“谨慎”的时候，我们仍旧感觉到一种极端的不舒服。此外，组织培训的形式和内容也值得探讨。他们教导新成员说，天主事工会之外的事物属于“堕落”之物。成员应该把事工会看成不会犯错的“圣人，永远没有缺陷”。以“我们是惟一掌握真理的人”为依据是所有宗派团体的一个特征。
但也许我们只应该把这理解为是奉行一种彻底的天主教思想？天主事工会中强调伦理神学、教会法制、正统性和对教义的遵守。1963年，与改革派毫不沾边的神学家乌尔斯·冯·巴尔塔扎（UrsVonBalthasar）就已经把天主事工会描绘为“教会中完整保存传统主义的最有力的教派”。在组织的内部杂志《Gromica》上，天主事工会把自己描述为“为拯救教会和教皇制度”而创建的“真正的教会的无瑕、圣洁的坚守者”。1981年，组织的前大不列颠领导人约翰·罗什（JohoRoche）也发表了揭示天主事工会倾向的声明。他在《泰晤士报》
上以秘密文件为支撑，对组织提出严厉指控，把天主事工会定义为“教会中的教会”、说它“对其成员的心理十分危险”。
天主事工会在1982年资助了梵蒂冈银行了吗？
“你去问教皇陛下，1982年天主事工会协助梵蒂冈银行摆脱困境时，有没有使他难堪……你之所以被优先封为主教，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1982年你的那次慷慨的馈赠。”（P?郾394）
丹·布朗在这里很像是在影射“安布罗西亚诺银行的丑闻”。1982年，安布罗西亚诺银行发生了引起轰动的破产事件，其负责人罗贝尔托·卡尔维在伦敦泰晤士河的一座桥下自杀。但是意大利银行最大的少数派股东是宗教事务院（IOR），即梵蒂冈银行，由教皇做担保，总主教保罗·玛尔撒库斯（PaulMarcinkus）主管。意大利银行监管部门宣布宗教事务院对银行倒闭负有“连带责任”，宗教事务院同意付给安布罗西亚诺银行的债权人二亿六千万美元。尽管这仍是一个假设，但有这笔钱可能是由事工会的银行家们支付的。同年的11月，天主事工会从约翰·保罗二世手中获得人格高级神职团的头衔。这是简单的巧合吗？
丹·布朗的小说并不是随意选择试图以各种方式给传奇性的郇山隐修会设置障碍的天主教组织的。如果梵蒂冈要派出力量对付像郇山隐修会这样泄露危及体制的秘密组织，这股力量似乎正需要天主事工会所具备的品质：绝对忠诚教皇、宗派性、有保守秘密的喜好、强大的财力，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另外，它对性生活的蔑视，对诱惑人的女人的戒心，都是让丹·布朗把它作为教会为避免泄漏大秘密而斗争的最理想的组织的原因。这个大秘密就是：在早期基督教中女性的重要地位和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这是个明智的选择。事实上，并不总是透明的教会无疑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强权机构，但是，在“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的事情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可以把这一论点算作是梵蒂冈的一个阴谋”。
下面，该随着我们的调查去《达·芬奇密码》的那些现场了，它们几乎全都在法国。
第四部分 小说的现场：对号入座
圣杯的圣地漫步巴黎之前，我们必须先绕道英国，去一下苏格兰，因为《达·芬奇密码》的女主人公索菲·奈芙在那儿得到了启示：她出身于墨洛温王族，算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后代。她的祖先是普朗塔尔（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姓后面的那个真人是谁了）和圣克莱尔（我们将很快知道为什么）。在得知这难以置信的消息时，这位法国女警察正在这座距爱丁堡市中心
十一公里的罗斯林礼拜堂里。丹·布朗描述说，它是“圣杯的圣地”，一个秘术的殿堂，各种传统的交汇点。奇怪的符号，古怪的星形，花饰……读着丹·布朗的描述，新教徒不禁会想，罗斯林礼拜堂是不是一个异教的祭拜场所、撒旦的、星相学的、共济会的、圣殿骑士团的、埃及人的、犹太人的、基督徒的，用于“崇拜女神”或者“性”的场所。罗斯林礼拜堂是从丹·布朗小说中掠过的所有象征符号和所有神秘事物的集合。它是一出压轴戏。一个为他的所有论点提供诚信的合情合理的延长音符。
根据历史学家的观点，礼拜堂是1446年由威廉·圣克莱尔爵士建造的。请注意，这是索菲·奈芙的“祖先”的姓氏！也是创建郇山隐修会时，我们的老皮埃尔·普朗塔尔兼并过来的姓氏！威廉·圣克莱尔，即罗斯林伯爵，为感谢上帝，决心在有生之年为他修建一座“最豪华，最荣耀”的教堂。这是理查德·奥古斯丁·雷神父告诉我们的，他是苏格兰家族编年史学家，在1700年为此写了三卷专著。苏格兰贵族从国内外找来最好的工匠：瓦匠、木匠、铁匠、金银匠……礼拜堂最终建得壮丽辉煌。但是，自1571年起，罗斯林礼拜堂便遭到了宗教改革势力的冲击。信奉英国国教的当局认为，天主教礼拜堂是一处“罗马天主教徒偶像崇拜的建筑”。当局禁止洛德·圣克莱尔（威廉的后代）在此安葬他的妻子，限令他拆掉祭坛，并威胁说要把他逐出教会。洛德·圣克莱尔不从，继续信奉天主教。但是，罗斯林礼拜堂在随后的世纪就被废弃了。
因此，就像爱丁堡大学的历史学家加里·迪斯克森所指出的，看到一个“非常纯粹”的天主教教堂如今转变为所有异端派的总部真的可以说很滑稽！因为罗斯林礼拜堂很久以来（比《达·芬奇密码》早多了）就已经是新时代（NewAge）的或者秘密社团的信徒聚会之地。来访者带着护身符、神圣的地形图或数学公式纷纷来到这里。他们把星宿的位置和地上的一块石板的位置联系起来。他们相信地下室藏着圣杯或者圣殿骑士团的宝藏（如果相信丹·布朗，这一场面就会重新出现）。应该说有大量的文学作品促使他们来到这里。《达·芬奇密码》的作者则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使用了这个文学主题。 错误的圣殿骑士标签
丹·布朗毫不犹豫地说，罗斯林礼拜堂是“圣殿骑士团于1446年建造的”（P?郾410）。无论是威廉·圣克莱尔从未参加过圣殿骑士团，还是在建造罗斯林礼拜堂的时候骑士团已经灭亡了两个世纪，对丹·布朗而言都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知道，随着他们的领导人雅克·德·莫莱在巴黎被处以火刑，圣殿骑士团于1314年就灭亡了。骑士团的所有财产——土地、房产、农田——都被没收。美男子腓力指望插上一手，而教皇克雷芒五世答应将这些财物给圣殿骑士团的对手医院骑士团。
对历史学家们来说，“圣殿骑士团宝藏”是一个神话（甚至法国国王都对它抱有幻想）。历史学家们还确信，骑士团没有人幸存下来。当然，法国镇压得最厉害。但是在西班牙、葡萄牙，骑士团的财产也被没收并转给了两个新的骑士团：西班牙的蒙特萨骑士团和葡萄牙的基督骑士团。不同意圣殿骑士团已经消失的人说，这些团体是“乔装打扮的”圣殿骑士团！除了西班牙和葡萄牙外，这些“骑士迷们”还将目光转向苏格兰，因为“骑士们在那儿建了一个他们主要的避难处”，林恩·皮克内特和克莱夫·普林斯在他们的著作中写道。在有关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章节中，我们已经讨论过这两位作者。关于骑士团后代问题的争论并不是新鲜事。自18世纪以来，它就让人们大费笔墨，当时，古代骑士热被重新燃起，对共济会而言更是如此。一部分共济会成员，自该组织成立起——准确说是从1723年，当它的创立章程《安德森宪章》公布的时候——就打着骑士传统，打着应用在骑士团，或者建造教堂、骑士府邸的手工业行会中的一些价值观或原则的招牌（行会、共济）。可是，大部分共济会会员自己都认为，这种演变关系并不是历史，只是纯粹的传说。
所有这些与罗斯林礼拜堂有什么关系呢？答案是：圣克莱尔家族与苏格兰共济会的历史紧密相连！事实上，在1736年，威廉·圣克莱尔，罗斯林伯爵（是建造礼拜堂的那个威廉的后代，但同名同姓）当选为苏格兰共济会总会的大师。这是苏格兰现代共济会正式诞生的一幕（与欧洲的其他共济会差不了几年）。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的各个共济会分部都在规范礼仪制度。它们经常相互竞争，每家都声称自己比别人资格更老。因此，一些象征性的符号（例如希兰的传统永存的象征符合，所罗门圣殿的建筑）就直接被搬过来了。苏格兰共济会希望有别于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兄弟，让人家把自己看作是耶路撒冷骑士的后代。根据这个事实，我们就明白了，18世纪的圣克莱尔家族，苏格兰共济会分部的负责人认为，让别人相信他们的祖先威廉伯爵——罗斯林礼拜堂的建造者，是一位圣殿骑士，肯定是大有好处的！另外，1736年，圣克莱尔家族开始修复礼拜堂。1861年，礼拜堂经爱丁堡主教的再次祝圣，恢复了做弥撒。 罗斯林礼拜堂的果酱和共济会成员袖口的扣子
如今，礼拜堂一直在翻修。工程耗资数百万。罗斯林礼拜堂的传奇有助于它获得资金：进门要买票，纪念品商店出售罗斯林礼拜堂果酱、圣殿骑士团的装备等等。还有共济会的饰物：大师的银质证章（99英镑）、袖口的三角形扣子（36英镑）、带三个点的戒指（200英镑）……望族的一位后人尼文·辛克莱尔（他的姓随着岁月的流逝似乎也发生了某种变化）忙于向世人普及礼拜堂的神秘事件。例如，他对《圣殿骑士团的显形》的两位作者解释说：“要了解圣彼得大教堂的秘密，仅仅去一两次是不够的。相反，我去了无数次罗斯林礼拜堂，次次都有新发现。这地方的东西实在太丰富了。”两位“调查者”就在他们的书中热情地解释说：“尼文为我们提供的大量证据表明，圣克莱尔家族不但是圣殿骑士，而且也是异教徒（原文如此）。他宣称，有关他们的知识以密码的形式被写入礼拜堂里，以便传给后人。”尼文还说，罗斯林礼拜堂是圣殿骑士和共济会会员镌刻的一部“石头书”。它那非常漂亮的拱顶，精细地装饰了星形、玫瑰、花朵、鸽子和橄榄枝，丹·布朗对我们说的异教的象征性符号。兰登教授在走进礼拜堂时还高声地说：“它们是玫瑰，是女神子宫的象征！”（P?郾412）也许是吧。但所有这些象征性符号十分常见啊！在中世纪建造的教堂中，常常见到这样的东西。它们是永恒的，全球性的，在耶稣之前很久，犹太人、希腊人、埃及人中就有。后来被基督教吸纳了。
鸽子和五瓣玫瑰
例如：在希腊，鸽子是阿佛洛狄忒的鸟。在犹太基督教的象征符号中，它是“纯洁、朴素的象征，而当鸽子给挪亚方舟送去橄榄枝的时候，它还是和平的象征”（让·舍瓦利耶、阿兰·吉尔布朗《象征符号辞典》）。后来，随着《新约》的出现，它最终成为圣灵的象征。无论如何，在各种传统中，它都与心灵有关。至于说玫瑰（丹·布朗在他的书中经常提到的玫瑰），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再生或者神秘复活的象征（人们当时把玫瑰摆在坟墓上）。在基督教的符号体系中，它表示基督的伤口，或者接盛基督鲜血的杯子（圣杯）。百合花，在作为法国王朝的象征之前，在中世纪的教会中，象征童贞（或许因为是白色的），因此也象征圣母。至于五角星，我们已经知道了，在教堂的装饰中经常使用……
总之，《达·芬奇密码》在象征性符号中看到了“加密的启示”，这些符号，在它们被雕刻的时代，应该被所有人理解为简单的装饰性元素，或者某种图形化的教理。尽管其中一些象征符号只能被一位精英读解，但它们也被纳入到它们与异端毫无关系的一个传统中。 瓦匠和共济会
另外，丹·布朗把瓦匠师傅和共济会会员搞混了。瓦匠师傅们建造了中世纪的教堂。他们是建筑工人。共济会的出现则晚得多，是在18世纪。这是一个传授奥义的宗教组织。共济会多多少少与瓦匠有直接的关系，确切地说是与他们的行会有关（尽管几乎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证明这种传承），它们是从11世纪起，围绕着大型王家的建筑，因此也围绕着圣殿骑士兴建的骑士封地、教堂而创立的（这可能是我们在骑士和共济会之间可以建立的惟一的联系）。这些建造者们（瓦匠们）形成行会，从一个城市转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它们有自己的规章，自己的道德观念，自己的宗教理解和自己的知识体系。当他们来到一个工地时，他们就建起自己的“工棚”①，即生活和聚会的地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操作型共济会”②，拥有非常复杂的知识的行业团体（例如建筑业）。
随着技术的发展，这些工棚逐渐落伍了。于是，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时候，一些瓦匠就想出个主意，让教士、有产者、学者、“知识分子”进入他们的工棚。大家把这些新入棚的人称为“被接纳的瓦匠”。工棚变成了某种俱乐部，行业中人，不同社会阶层的人在此聚会，交流思想。在英格兰，萌发这种演变主要与皇家协会（类似于科学院）有关，而艾萨克·牛顿就是皇家协会的成员。共济会保留了等级（伙计、师傅），也保留了行业协会的工具，但只是以象征符号的形式出现。因此木槌和凿子（用来对石头做粗加工）表示自己要从事的工作，角尺是公平的图形，圆规表示真实（如今在共济会中仍然使用）。这就是“纯理性”的共济会的起源。其第一个地区总会于1717年在英格兰建立，相应的总会也在爱尔兰、苏格兰、法国建立。但是，从“操作型共济会”到“现代的纯理性共济会”的演变仍是一个棘手的历史问题，专家们对此还在争论。
多说这些话是为了解释罗斯林礼拜堂出现的“瓦匠们的印鉴”并不让人吃惊（也是因为丹·布朗没有明确说）。这并不表明我们是在一个异教的宗教场所里。一些土木工程的符号（角尺、圆规）过去有时也被“施工的瓦匠”刻在石头上。我们并不确切知道这些标记对他们而言是一种宗教的象征符号，还是仅作为一个行会或者个人的签名，这些泥瓦匠的符号后来被纯理性的泥瓦匠们搬了过去，有时被安放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某些建筑物上。例如，在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厦内，我们就能看见嵌在天平上的“上帝的眼睛”。在三角楣上，两个女人环绕在寓意宪法的图案边上，一个拿着三角尺，另一个拿着圆规，就像弗朗克·马松在《巴黎共济会之旅》一书中所记载的。为了得到七十七个包含“可能是”共济会的符号的建筑立面，他在四年中考察了四万个建筑立面！其实，就像他本人也在思考的那样，这真是共济会的符号呢，还仅仅是一些19世纪常用的科学与艺术的符号——特别是建筑艺术的符号（参见《金字塔的诅咒》一章）。
共济会会员还收回了他们的瓦匠“兄弟”建造的教堂里的一些象征符号，但这次是为了用在他们自己的殿堂和总会的仪式中。我们如今已经很难想象这样的事情了，尤其是在常常把共济会和反教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法国。这里包含着带偏见的历史观点。我们就拿里昂做个例子，因为它被看作“共济会的大本营”。在如今仍被遵从的七个宗教仪式里，就有两个被加密。如1778年，由让-巴蒂斯特·维莱尔默兹（Jean-BaptisteWillermoz）传播的改良的苏格兰教规（在这儿，不但有苏格兰的影响，而且还有“苏格兰主义”的影响，受圣殿骑士团影响的宗教仪式）。还有埃及的共济会，这是1784年由著名的占星家卡廖斯特罗①（Cagliostro）提议创立的。让-雅克·伽布在《术士的和神圣的里昂》一书中写道：“在18世纪的里昂，共济会和教会之间几乎没有区别，许多的神职人员都进了共济会的俱乐部。”
法国大革命之后，事情变得复杂起来。在19世纪，特别是在第三共和国时期，教会与共济会的关系变得糟透了。教会反对共和派的价值取向，而许多共济会会员却要求成为自由派思想家。（在里昂也一样，属于社会主义-共济会的市长打算关闭Fourvière教堂！）后来，两者关系有所改善。在历史上，教会和共济会冲突最激烈的国家就是法国。
总之，在一段时期，教会与共济会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原则上的激烈对抗，原来教堂中瓦匠们的象征性符号也就自然而然地在后来成为共济会的符号。
我们在《达·芬奇密码》中读到兰登教授的解释，在罗斯林礼拜堂祭坛的背部，“这两根柱子，就是所罗门圣殿前两根柱子的翻版……（左边）那根柱子被称作波阿斯——又叫石匠之柱。另外一根柱子，被称作亚钦——或称作学徒之柱。实际上，世界各地所有由共济会建造的神殿都有两根这样的柱子”（P?郾414）。这就是兰登教授想证明罗斯林礼拜堂是一座“共济会的殿堂”的证据。事实上，这是一钱不值的证据！也是弄错了年代的典型的例子。兰登教授所说的两根柱子是《列王记》中提到的（那里有对所罗门圣殿的惟一描述）。波阿斯真正的含义是“力量”，而亚钦的意思是“他将建立”（从两个词生发出各种各样的解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雅赫维将建立他的永久的统治”）。
中世纪的瓦匠和建筑工人们非常了解经文。他们受神学家的指挥，神学家一丝不苟地监督他的工程，他们同时也受自己信仰的指引。对他们来说，建筑是一门神圣的手艺。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略知一些几何学、毕达哥拉斯定理，以及后来的炼金术的学说。因此，在中世纪的，包括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教堂里，人们都看到了所罗门圣殿的这两根柱子。如今在共济会的殿堂里，在一个柱子前安置学徒们（刚刚入会的那些人），在另一根柱子前则是伙计①（不是兰登所说的师傅）。
总之，罗斯林礼拜堂并非《达·芬奇密码》所描述是象征符号的大集市，或者其他的什么“历史轮回”的建筑物。这没什么了不起的——自《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成群的游客到这里寻找丹·布朗所说的大卫之星。它是一条想象的线，据说以看不见的形式（只能如此！）穿行在礼拜堂的六根柱子之间。没关系。但是一些游客坚信这颗星的存在，并且不厌其烦地到罗斯林礼拜堂的各个角落搜寻。 漂亮的索菲
离开苏格兰前往巴黎之前，让我们到迷人的维莱特城堡歇一下脚，它坐落在巴黎以西三十五公里处，与凡尔赛宫相邻。在《达·芬奇密码》中，他属于那位不遗余力寻找圣杯的英国人雷·提彬。丹·布朗为什么选择维莱特作为他那位博学的英国爵爷的府邸呢？因为不断造访丹·布朗的世界，我们也各处寻找加了密的符号，隐藏着的答案。总之，转换！
我们朝着建筑走，其设计出自弗朗索瓦·芒萨尔（Fran?觭oisMansart）（维莱特不是像丹·布朗写的那样建于1668年，因为这位著名建筑师死于1666年）之手。城堡坐落在一个小丘上，是15世纪的一个城堡主塔的位置，两边是缓缓的小山。右侧有一幢建筑，那里有一个压榨场（在法国，如此古老的压榨厂如今只剩下两座）。《达·芬奇密码》中凶神恶煞的雷·提彬就把他的电脑和间谍器材藏在那儿。园子非常漂亮，有层叠的水池，排水口，两个喷泉，周围有两座雕像——斯芬克斯。看啊！在山顶上，人们发现一座方尖碑。看啊！看啊！狮身人面的神秘怪兽和法老时代的埃及遗存在《达·芬奇密码》中有其重要性，我们在下一章中将会看到。丹·布朗是因为这个原因把他的故事情节放在这里吗？这种解释实在微不足道。
这个地方和它的主人的历史或许将给我们一个关键答案。住在这里的是玛丽·路易丝·索菲·德·格鲁希，城堡主人侯爵的女儿，帝国元帅埃玛纽埃尔·格鲁希——也就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没有等到的那位元帅——的妹妹。1786年，在维莱特城堡，索菲嫁给了科学院终身秘书孔多塞①（Condorcet）侯爵。一位并不那么著名的拉斐德侯爵②，美国军队的总参谋长，是这场基于利害关系的婚礼的见证人之一。索菲·德·格鲁希当年二十二岁。她是伏尔泰、卢梭迷恋和爱慕的女人。拉斐德也暗恋着她。据说，他去美国参加独立战争是为了忘掉这段伤心的爱情。后来，漂亮的索菲在当时的报纸上绯闻不断。
法国大革命后，她和伽拉议员有段不清不白的关系。她留下了一些激情四射的色情书信。但是，您或许已经注意到，在《达·芬奇密码》中爱情和命运的游戏并没有占很重的位置。我们的两位主人公，女警察和男教授，时不时地在书中对“神圣婚姻”发一番议论，但是，仅仅在结尾的几页里交换了一个贞节的吻。这是一条假线索。
革命的侯爵
我们知道，经常出入传授奥义的组织是小说的线索之一。或许应该顺着拉斐德的共济会的确凿线索，或者顺着争论很多的孔多塞的线索寻找。孔多塞是一位学者，大量科学和哲学著作的作者，参与了《百科全书》的编纂工作。这套由狄德罗和达朗贝尔编辑的启蒙时代的丛书受到宗教界和贵族的反对，但得到了共济会的支持。“百科全书”派在法国共济会的发展中扮演着类似于英国的皇家协会的角色（参见前一章）。总之，孔多塞有许多“兄弟”朋友，经常在维莱特聚会。索菲·德·格鲁希的妹夫皮埃尔·卡巴尼（PierreBabanis）是穷人的医生，也是米拉波①（Mirabeau）的医生，在这里写下了当时引起轰动的《身体与精神的关系》。夏尔·迪帕蒂（CharlesDupaty）因为曾挽救了三位无辜被判车轮刑的人而成为著名的律师。还有伽拉，他们都经常来城堡。所有人都拥护1789年的革命理想。城堡后来的一个业主杰拉尔，在他编辑的小册子中说：“在大革命期间，维莱特经常作为孔多塞和他的朋友的开会场所。”
总之，这位百科全书派的贵族，他的理想是把知识还给大家（他超前提出实施“公民教育”的主张），其后命运悲惨。为躲过大革命的极端保王党的断头台，身为吉伦特派议员的他躲在Bourg-la-Reine。他在乡间游荡，躲藏，尽管化了装，但是还是被人认出来。他于1794年被捕，最后服毒自杀。
但是很显然，吸引丹·布朗到城堡的并不是法国大革命的往事，雷·提彬并不完全是一个左派煽动者的形象：他咒骂说“你们的（法国）政府偷走了我的钱”（P?郾211）。我们将继续调查。 美国亿万女富豪
在距城堡橙园不远处，有一幢车库。我们可以看见里面一辆海蓝色的豪华本特利小汽车。是雷·提彬的吗？不是，这是德克尔·徐女士的车，一位优雅的五十多岁的美国女人的车，她出生在上海，二十五年来一直生活在旧金山。她的经历就像白雪公主一样充满戏剧色彩。作为空姐的她在飞行中认识了她那有钱的丈夫。1975年移居美国后，她专门从事豪华房产的买卖。她的客户包括莎朗·斯通、雪儿、艾迪·墨菲、阿兰·帕克，还有其他许多明星。由于酷爱文艺，必然地，她说“喜欢法国”。她1999年从杰拉尔手中买下了城堡。杰拉尔在30年代把弃置不用的城堡收了回来（用土豆田替换了勒·诺特①的园林）。
1818年，格鲁什家族被迫卖掉了城堡。此后，这处房产几经转手。杰拉尔花费了巨大的精力和财力使它恢复了原状。为了支付工程费用，他出租城堡拍电影（妮娜·冈帕奈兹的《国王小径》、若瑟·达扬的《朝气蓬勃的卡萨诺瓦》、《蒙特克里斯托伯爵》，还有《丁丁》，因为城堡具有穆兰萨尔那样的虚幻氛围）。他毫不怀疑有一天好莱坞会来这里拍摄《达·芬奇密码》！最终，杰拉尔以五百万美元的价格将城堡出让给美国女富豪。
在普罗旺斯拥有另一座城堡的德克尔·徐把维莱特改成一家豪华旅馆以供企业进修之用。这里有二十多间客房，她还特别说，配有“美式”浴室。为了试着让她的投资有回报，德克尔·徐女士在孔多塞与他的朋友们改造世界的地方已经举办了烹饪培训班。而在索菲·德·格鲁什与拉斐德调情的地方则提供让人放松的小驻。自2004年9月以来，城堡肯定是《达·芬奇密码》实地考察之旅不可缺少的一站。
总之，不是斯芬克斯，也不是方尖碑，不是索菲·德·格鲁希的丑闻，也不是1789年的共济会革命者，这些都与小说选定维莱特没有关系。谜底远没有具备这么多的诗意。丹·布朗的妻子、“艺术史学家、画家，最初提纲的编者，举世无双的聪明过人的女人”（小说家在书的结尾的致谢中所说的）布莱思用了“近两年时间”为《达·芬奇密码》寻找资料。她的丈夫在巴黎到布尔热之间找到一处。她却找到了维莱特，一位女同胞的产业。徐寄去了许多照片。丹·布朗喜欢这座城堡。这个过程没有秘密。
相反，我们的下一站，圣叙尔皮斯教堂则充满了秘密。不是丹·布朗发现了这个场所。它很久以来就有秘术的传统。 虚假的剧作
塞拉斯（Silas），《达·芬奇密码》中的狂热的僧侣，以为在圣叙尔皮斯教堂找到了“谜的关键”。狮头、龙尾、羊身的吐火怪物。塞拉斯在这里丢掉了良心，杀死了一名修女。这座教堂的正立面以其列柱廊，那些柱子和双塔而像是一座剧场。这里一切都是虚假的。教堂是让·雅克·塞尔旺多尼的作品，一位18世纪初的建筑师、舞台布景师、剧团经理、杜伊勒利宫的成功的导演、声光表演——这可不是臆造——和“斜向透视法”的创始人。
总之，这是一位幻象大师。这就是圣叙尔皮斯能够让人发疯的理由吗？传说它还隐藏着尚无人涉足的顶楼、巫术、魅影。丹·布朗把它当作郇山隐修会的象征性场所之一。教堂从某种意义上是这个修会的一个“隐蔽所”，由隐修会的桑德琳·比耶尔修女值守。丹·布朗确认说，教堂建在一幢“原先是为埃及女神伊希斯而修建（的古庙）”遗址上（P?郾79）。
圣叙尔皮斯，令人生畏的教堂，长久以来就令寻找“大秘密”的人们浮想联翩。或许是因为在其正儿八经的外表下，隐藏着一段不仅是秘密的，而且还充斥着流言蜚语和恐怖的历史。弃教的主教、撒旦式的作家、共济会的天文学家、崇拜最高主宰①（êtresuprême）的革命者都曾在这里出入。萨德侯爵本人也不例外。居然有那么多的事件，以至天主事工会的僧人塞拉斯想都不敢想……
让我们跟着这位患了白化病的僧侣。在夜里，他正准备敲厚重的教堂大门。他把车停在广场上，“惟一能见到的是圣叙尔皮斯教堂广场远处的一两个向夜游客们展示本钱的十几岁的妓女”（P?郾66）。这是没有肉体之欢的上帝战士的幻觉吗？在2000年，我们或许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的旅馆，或者有产者的家里见得到应召女郎，但是根本没有在马路上拉客的“生活腐败的女人”！在3个世纪前，当教堂正在建设中时，这地方属于“最腐朽的巴黎”。被教民们吓得目瞪口呆的神父说过他要与“邪恶的魔鬼”作斗争。塞拉斯会喜欢这些话的！这不是，他来到令人肃然起敬的教堂前。暮色降临，它甚至有些令人毛骨悚然。一般来说，巴黎人不喜欢圣叙尔皮斯这座“法国古典主义的杰作”。他们认为这种“虚伪的”①建筑风格过于冷冰冰的。塞拉斯现在打量着“教堂的两个钟楼像两个哨兵矗立在教堂长长的躯体上”，北边的那座搭着脚手架。多年来，圣叙尔皮斯教堂内部一直忍受着一种病痛：潮湿。 “大白于天下的秘密”
在大殿的科林斯式柱子的脚下，身材魁梧的塞拉斯显得十分渺小。圣叙尔皮斯是法国首都的第二大教堂（长119米，宽57米，高33米），与巴黎圣母院不相上下。当然，塞拉斯欣赏不到从大殿白色的天窗透过来的阳光，他是夜里来的。他不会知道，圣叙尔皮斯的建造者希望让教堂充满光明。他从来没有听说过17世纪下半叶诞生在法国的“唯灵论学派”。当时，他们的代表人物圣味增爵或者圣弗朗索瓦·德·塞拉斯不同意用中世纪样式的玻璃把教堂搞得昏昏暗暗，不愿意用图解的教义启发教徒。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教育上。这在当时是巨大的预言。博绪埃②（Bossuet）曾经在圣叙尔皮斯壮观的讲坛上布道。当时的神职人员希望把“神秘大白于天下”。把圣叙尔皮斯搞成了一块晦暗的宗教场所的丹·布朗知道这点吗？
要是没有找到丹·布朗描写的昔日异教崇拜的遗迹，塞拉斯就会在教堂里度过几个夜晚。“即便教堂建在一座供奉伊希斯的神殿遗址上，也不会对我有任何影臁！北Ｂ蕖ぢ陈砟冢≒aulRoumanet）——现在的堂区神父说。把教堂建在异教的圣所上是19世纪的神秘学转回来的主题之一——有种观点硬说Paris（巴黎）源于BarIsis（伊希斯）——但有时也是历史的实情（例如在墨西哥，一些教堂就使用了阿兹台克的奠基石）。至于说圣叙尔皮斯，历来“没有任何考古证据表明在教堂下面有一个异教的神殿”，鲁马内神父确信地说。
针对《达·芬奇密码》出版后成千上万的读者拥到圣叙尔皮斯来这种情况，鲁马内神父最终在圣器室附近的墙上张贴了一张告示，把“畅销小说的所有想象的影射”列了一张表。他也一直在有礼貌地回答各种各样的提问。他对一个游客说：“请看，塞拉斯打死修女的那个主祭坛上的蜡烛台非要三个男人才抬得起来！”另外，那可不像布朗所说的是“锻铁的”，而是金光闪闪的铜器，是法国最著名的金银匠（路易·伊兹台尔·舒瓦瑟拉）了不起的雕刻品。神父知道他无法说服“皈依者”，例如，这个游客就对他说：“反正，您是他们一伙的，您在保守大秘密！”游客也不同意神父的说法——玻璃上的字母P和S不是郇山隐修会的缩写，而是圣人彼得和叙尔皮斯，教堂的两位保护者。神父叹了一口气。他对此已经习惯了。早在这部畅销书出版之前，他就见到大量的“信徒”根据在圣叙尔皮斯教堂找到的“迹象”提出的最不可思议的问题。有的时候，保罗·鲁马内宁愿带着顽皮的微笑：“您瞧，我可以给您提供一个布朗没有说的新迹象：您想想，谁是圣叙尔皮斯。”
墨洛温时代的总主教叙尔皮斯
叙尔皮斯，公元570年生于贝里地区瓦当（Vatan）的一个高卢-罗马人家庭。很小的时候，他就想进修道院，但是，他的父母希望他做一个侍从。他经过许多挫折，直到四十八岁的时候才被授以教职。因此，他是受挫折而大器晚成的圣徒的楷模！他还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位随军教士，曾在法兰克国王的军队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担任过达戈贝尔特一世和二世时代的布尔热地区的总主教。公元679年达戈贝尔特二世被谋杀。这又回到墨洛温王朝了！另外，您绝对想不到，圣叙尔皮斯死于1月17日，与索尼埃神父是同一天。
不管怎样，建造于12世纪的第一座圣叙尔皮斯教堂是以布尔热的总主教（他死后，变得非常有名）的名字命名的。现在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地下室保存着这栋建筑的结实的柱子和基石，当时它被称作农田中的圣叙尔皮斯，因为，在中世纪，圣日耳曼德普勒还是一个小镇，在巴黎城外的塞纳河畔，周围是草场和菜地。大约五个世纪后，巴黎的发展突破了老城墙，与相邻新建的卢森堡宫相比，教堂就显得太小，太破旧了。堂区神父让-雅克·奥利耶（Jean-JacquesOlier），圣味增爵的同代人，也是他的朋友，自1646年开始了巨大的扩建工程。
工程持续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前后用了八名建筑师。公元1678年，工程在进行了约四十年后中断，因为堂区神父没有钱了。只能把新教堂的祭坛（惟一完成的部分）和老教堂（高和宽都比新教堂小二分之一）的大殿凑合着连到一起。1719年，新任神父让-巴蒂斯特·朗盖·德·塞尔吉（Jean-BaptisteLanguetdeCergy）为筹集资金组织了抽奖和收集银器活动。朗盖·德·塞尔吉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也是个对什么都充满好奇的人。正是因为他，我们才拥有了这个著名的圣叙尔皮斯天文日晷（在希腊语中是“指示器”的意思）。 “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
我们回到塞拉斯这里，他正在昏暗中审视这个日晷。他看着“一根光滑而又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这条金线斜穿教堂地板。这条线上标有刻度，就像一把尺”。直到“在那个角落，树立着一座碑，这让人感到意外。一个巨大的埃及方尖碑”（P?郾96）。铜条在方尖碑上垂直地向上。一个标准的日晷。这件东西放在一个教堂里，乍一看，的确很不适当。丹·布朗认为，这是“过去这里矗立着一座异教殿堂”（P?郾79）的补充证据。错了。或许是教堂里太暗了，以至于塞拉斯看不到方尖碑下面镌刻的铭文，它是以一句谜语开始的：“我在天上应该找什么，我在地上能够渴望什么，您是我心中的上帝，我永远希冀的天国。”然后，它很清楚地（尽管其中一些国王和大臣的名字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被挖掉了）记述了日晷的来源和用处。
日晷是自上古以来最早用于天文学的器具，特别是在埃及（在埃及，使用方尖碑纪念早期的学者）。多亏这件仪器，托勒密（Ptolémée）才能够在2世纪确定地球是球形的。他手工制作的日晷可能只是用一根垂直的棍子放置在一个水平面上，影子的长度可以让人测量正午时太阳的高度以及它在不同季节的变化。圣叙尔皮斯的日晷则显得更精巧，更具戏剧性。它的构成正像丹·布朗所说，一根近四十米长的铜条从南面的耳堂开始，从祭坛的中心穿过，在北面的耳堂结束，以便爬上大理石的方尖碑。它还包括在南耳堂的一扇窗户右边高于地面二十五米处钻的一个孔。每天正午（巴黎时间）日光钻进这个孔，在铜条反应为一个点，在一年之中移动。这样，每年6月21日夏至的时候，太阳达到地平线的最高点，光点照到南耳堂地面上的一块大理石牌子上。12月21日冬至，当太阳最低的时候，光点就照到方尖碑上的铜条。在春分和秋分的时候，光点照到祭坛栏杆后面镶嵌在地面上的两块椭圆形铜牌上。
在天主教中，我们可以说，日晷可以用来确切确定复活节的时间，它应该是在春分后的第一个满月。另外，也正是这个理由，朗盖·德·塞尔吉神父向天文学家亨利·德·叙利（HenrideSully）和皮埃尔-夏尔·勒莫尼耶（Pierre-CharlesLemonnier）定作了这个日晷。勒莫尼耶在1743年完成了安装。他急着用这个日晷，因为日晷可以用在科学工作上。这个日晷在当时让科学院和巴黎天文台的所有学者着迷，他们希望精确确定地球转动的一些参数。就这样，来自意大利的法国著名的学者世家卡西尼（Cassini）——其父子都是巴黎天文台的台长——在近一百二十五年中，借助圣叙尔皮斯日晷确定了几乎与今天使用高科技手段的精度相当的度量单位。 方尖碑和圣水刷
总之，日晷为上帝和知识的荣耀而工作。塞拉斯并不知道。丹·布朗知道吗？他写道，方尖碑上部有一个“金球”，或许是为了加强物品的异教特征。但他忘记了说，在金球上，有一个十字架。科学与信仰并不总是水火不容。当然，哥白尼（Copornic）有关太阳系的著作曾在1616年被列为禁书；当然，伽利略不得不在1633年的宗教裁判所收回说过的话。但是一百年后，在启蒙时代和哲学家和学者的队伍临近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在教会里也少了许多有毒的意味。以至于他们的继任者——其中有些人，例如凯撒·卡西尼，参加了共济会——被允许将他们的仪器安放在教堂里，因为这些仪器需要大空间。圣叙尔皮斯教堂并不是惟一一座安装了日晷和铜条的教堂，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布尔热的大教堂、波兰的圣彼得教堂等等。再看看历史，宗教有时还可以得到科学的保护。如果说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圣叙尔皮斯的祭坛没有被拆毁，那是日晷的功劳。与此同时，铜条使得祭坛成为科学仪器不可分的一部分。
对其他部分，革命者就毫不留情了：小礼拜堂被拆毁，雕像被偷走，大钟被熔化，地下室的坟墓（那里埋葬着拉法耶特夫人和孟德斯鸠）被人亵渎。地下室里无数的尸骨散落在地上，人们说，圣儒斯特①（Saint-Just），国民公会的议员，曾在这里开会。圣叙尔皮斯教堂在大革命时期遭受劫难，也因大革命而扬名。1790年，共和派的记者卡米耶·德穆兰（CamilleDesmoulin）要求在这里举行婚礼。神父不愿意，人们就强迫他同意这件事。四年之后，德穆兰和他的妻子被他们的证婚人罗伯斯庇尔送上了断头台。1791年，还是这个神父拒绝在讲坛上宣誓遵守教士公民组织法。于是另一个“宣过誓的人”替换了他。从此，圣叙尔皮斯教堂变成了革命的平民演说家聚会的场所。他们就是在这里决定杀死被关押的所有拒绝“宣誓”的教士。当时有一百多人被处死。如今，在教堂里专门树起了一块牌子纪念这些“享受真福的殉教者”。
崇拜最高主宰
小说中，塞拉斯惊恐地在圣地看着方尖碑。如果他知道，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圣叙尔皮斯曾经是一座革命的殿堂，那又将如何？1793年，随着天主教的国教地位被废除，人们在这里敬奉理智女神（laRaison），然后敬奉最高主宰。在正门的三角楣上，我们依然可以辨认出似乎抹不掉的铭文“弗朗索瓦教民承认最高主宰和心魂永存”。后来，在1797年至1801年间，执政府把教堂出让给“有神博爱教信徒”，他们把教堂当作胜利女神（Victoire）的圣殿。这个教派把天主教和共济会的教义奇妙地混合在一起。
丹·布朗知道这段历史吗？然而它却给圣叙尔皮斯“受到共济会影响”的理论提供了素材。我们再说一些其他的场景。著名的管风琴木壳表现了一座古代神殿的正立面。这是让-弗朗索瓦·沙尔戈兰（Jean-Fran?觭oisChalgrin）（因为绘制了凯旋门的平面而名扬建筑史）在法国大革命前夜主持制作的。他是北极星的纯朴的心俱乐部会员。他还负责过两个钟楼的建造。较叩哪下ド嫌幸桓鋈角楣，上面奇怪地镌刻了表示《旧约》的上帝希伯来文YHWH。在当时，一些人还把这座教堂称作“新所罗门圣殿”。因为法国大革命，沙尔戈兰建造的南塔没有最后完工，留下一个大窟窿，比北塔矮五米。它成了在卢森堡花园猎食的那些隼的窝。
这座教堂也激发了艺术家们的灵感。法国志怪和秘术作家于斯芒斯（Huysmans）把他的撒旦小说《那边》（1891年）里的敲钟人放在这里。丹·布朗没有提到他。相反，他详细说到维克多·雨果选择这家教堂结婚（P?郾79）。这点倒是与历史吻合。1882年10月12日，雨果在这里与阿黛尔·福歇（AdèleFoucher）举行了婚礼。这类小道消息肯定给丹·布朗的故事增加了调料，因为，他把大诗人打造成郇山隐修会的卡隆。丹·布朗还中规中矩地提到萨德侯爵和夏尔·波德莱尔在这里受洗，前者在1740年，后者在1821年。
雨果喜爱转动灵桌，萨德是共济会邪恶的侯爵，而波德莱尔则是受到秘术影响的《恶之花》的作者——因此，圣叙尔皮斯就理所当然地散发出魔鬼的气息。可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文学很自然地与秘术紧密相关。只要想一想歌德的《浮士德》、杰拉尔·德·纳瓦尔的《火焰姑娘》，当然还有维克多·雨果和他的《沉思集》、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del′Isle-Adam）、E.T.A.霍夫曼或者爱伦·坡，这种关联就一清二楚了。此外还有巴尔扎克，借用他的话：“有两种历史：骗人的正史，还有神秘的历史。” 著名的修道院学生
丹·布朗在小说中悄悄说出一句颇有意味的话：“它的附属修道院见证过一段异教发展史，并且曾被作为许多秘密团体的地下集会场所。”（P?郾79）这是什么意思？“圣叙尔皮斯修道院”反正存在。这是由让-雅克·奥利耶于1646年创建的，他希望向神职人员教授教理和上帝之道。这个修道院最初设在圣叙尔皮斯广场（现在在巴黎近郊的Issy-les-Moulineaux），培养了无数的教士。他还将弟子派往全球各地：1791年他的学生到了美国（如今，在巴尔迪摩、旧金山、华盛顿都有圣叙尔皮斯修道院）；随后教士们来到加拿大，在那里，他们参与了蒙特利尔的建设；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各地，同样活跃着圣叙尔皮斯修道院教士们的身影。
教堂“因不太正统而闻名”？在19世纪，法国各地都接受了这座修道院的教学法和教材。布朗在此要影射什么？是影射在奥利耶“学派”学习过的名人，非常聪明的人？其中一个可能就是塔列朗①（Talleyrand），他在1769年十五岁的时候就进入修道院。与此同时，他却过着放荡的生活，同时拥有多个情妇。塔列朗在1788年被任命为Autun的主教。他在法国大革命时辞去教职，积极参加没收教会财产的工作，后来成为拿破仑的大臣，帝国里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人们送给他一个共济会成员的招牌。
大约半个世纪后，哲学家勒南（Renan）也可能是布朗试图影射的人物。勒南最初的人生目标是成为司铎，也在圣叙尔皮斯神学院学习哲学。后来他放弃了信仰，进入法兰西学院并出版了引起轩然大波的《基督的生平》。他没有把基督描写为圣子，而是把他看作一个“知名人物”（请注意，这也是《达·芬奇密码》中很有杀伤力的思想）。
在圣叙尔皮斯修道院的学生中，更具“非正统性的”人还有阿尔封斯·路易·贡斯当（AlphonseLouisConstant），笔名艾利法·莱维（éliphasLévi）的，被认为是法国最伟大的秘术学者之一，同时也是约瑟芬·佩拉当的老师。这个人我们在索尼埃神父和列奥纳多·达·芬奇那里已经见过了。在神学院学习后，艾利法·莱维于1833年成为圣叙尔皮斯的副祭职，后来因为引诱一个女学生，并发表社会主义和神秘学说倾向的言论而被清除出教会。他与所有的光明派人物都有交往，与共济会总部联系密切，还写了大量有关魔法的著作，如《绝密》、《大奥秘》。莱维于1848年成为革命战士，这使他受到斥责。他还是女权主义者，并收集和出版了弗萝尔·特里斯唐①（FloraTristan）的文章。他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代表人物。如果一定需要证据的话，就是秘术可以导致最激进的乌托邦思想，就像我们在皮埃尔·普朗塔尔身上看到的，走向最极端的极右主义道路。
但是丹·布朗影射的既不是塔列朗，也不是勒南，也不是艾利法·莱维。在他的书里，他留给我们一个带有使命色彩的线索：圣叙尔皮斯教堂的修女，塞拉斯的不幸的牺牲品。她叫比耶尔。桑德琳·比耶尔。与1891年的圣叙尔皮斯神学院院长同姓。历史几乎没有记述这位似乎一辈子过着平静生活的神父。但是，在杰拉尔·德·塞德和皮埃尔·普朗塔尔的传奇故事那里却有他。当时有秘密文献说，贝朗热·索尼埃在雷恩城堡教堂中发现了著名的羊皮纸文献后，可能访问了比耶尔神父。 雅各布与天使之战
关于圣叙尔皮斯还有最后一个线索有待提出。这条线索让雷恩城堡的热衷者们兴高采烈：人们在这座教堂中发现多个反写的N！反写的N？是的，它们出现在埃米尔·希尼奥尔（émileSignol）的两幅画中。画家的两次签名都用了反写的N。可是，在索尼埃神父的墓上，铭文上的N也是反写的！雷恩城堡的注释者们为此大费笔墨。他们在其他的宗教建筑中，在绘画作品里，在朝圣者刻在教堂墙壁上的铭文里寻找这些反写的N。这是简单的书写错误，还是伙计们、共济会成员、玫瑰十字会成员留下的痕迹？是重新审视基督教起源的那些“被授以奥义的人”理解的符号？是西尼亚的开头字母N——召开公会会议的那个尼西亚的所含的字母N（！）？
对于鲁马内神父来说，这些都是一堆废话。他说：“在十七、十八世纪，反写字母很流行。”生性诙谐的神父又指出了一个细节，它并不那么有名，但同样令喜欢秘术的人欣喜若狂。在希尼奥尔的一幅画中，彼拉多①（PoncePilate）的那句著名的话——“犹太人的纳撒勒国王耶稣”是用希伯来文从右到左写成的。这很正常。但是，画家还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了这句话，也是从右向左写，这可不正常了。又得费一番脑筋想想这是为什么！
最后只剩下一个“好奇点”：教堂入口处的天使小礼拜堂。1855年和1861年，画家欧仁·德拉克洛瓦在生命的晚期创作了这两幅面对面的壁画。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人们称之为他的艺术誓约的《雅各布与天使之战》（作品的灵感来自记者和作家让-保罗·考夫曼的一部很有名的书），它表现了《创世记》中的一段场景：雅各布与天使的战斗。这个主题也常用在共济会分部，当作思考工作的图解。另一幅画没那么出名，是《被逐出圣殿的赫利奥多鲁斯》。根据马加比家族传记第二卷记载，公元170年左右，一个希腊国王把赫利奥多鲁斯派往耶路撒冷偷窃圣殿宝藏。结果他被一名“很可怕的骑士”抓获。鲁马内神父说：“耶路撒冷圣殿。这又该让《达·芬奇密码》读者惊喜了。”我们解释一下，有些人说欧仁·德拉克洛瓦是前神学院学员，是弃教的主教，人称“瘸子魔鬼”的塔利朗的一个私生子！这个在画家生前就开始流传的谣言，一直也没有平息过。现在该离开圣叙尔皮斯了。通过使用转换术，人们可以在这个教堂待上一辈子。 想象的纪念碑
终于离开了圣叙尔皮斯教堂。我们可以喘口气了。与丹·布朗在一起散步从来就不轻松。下面让我们跟随兰登教授历险。他离开利兹饭店，穿过旺多姆广场，来到“正在盛开的茉莉花，从庄严肃穆的皇宫花园里散发出淡淡的清香”的黎塞留街（在那里，普通的巴黎人只能闻到汽车尾气）。在左侧的便道上，教授看到了“几枚铜徽章镶嵌在地上，排成了笔直的一行。每处徽章的直径有五英尺长，并突显出许多N和S的字母。N代表北，S代表南”。一百三十五块就这样撒过整个巴黎，以便“标示出巴黎本初子午线”。兰登，跟着丹·布朗，“曾从圣心大教堂出发，沿着这条线往北穿过塞纳河，最后来到古老的巴黎天文台。在那里，他发现了这条神圣的道路所具有的意义”（P?郾428—429）。神圣的道路所具有的意义？这一百三十五块铜徽章确实在巴黎留下痕迹——在1994年。它们被镶嵌到巴黎的地面上为了纪念破罩父弗朗索瓦·阿喇戈?786—1853）！另外，他的名字也被镌刻在每一块铜牌上（对这一点，丹·布朗——确切说是兰登教授——为了他的秘密调查，却只字不提）。但是，作家在有一点上是有道理的：这些铜徽章与巴黎子午线有关，它标示出了这条线。天文学家阿喇戈是这条线的缔造者之一。直到1941年，这位学者的铜像仍然矗立在距阿喇戈大道不远的小广场上，但是它像巴黎的许多铜像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熔掉了，只剩下了底座。于是一位荷兰艺术家让·迪拜（Jean Dibbets）想出了一个主意，建立“想象的纪念碑”，将这些铜徽章镶嵌在地面上。巴黎人几乎都不知道的这条迪拜的路却是城市最宏大的纪念碑：它长达十七公里，穿过六个区，从毕加尔广场附近通过，到卢森堡公园、卢浮宫（有四个，其中一个在金字塔后面）、王宫。按照迪拜的想法，从一个铜徽章到另一个铜徽章漫步巴黎，“就会让人回忆起确定度量单位的早期的地图绘制者”。阿喇戈是这一史诗的其中一章。或者确切说，是他完成了这部史诗。
这一冒险活动始于路易十四时代的1669年，那时路易十四刚刚建立了科学院与天文台。当时科学家们希望揭开宇宙的秘密并绘制出地图。他们为大地测量学——“地球形态和尺度的科学”——奠定了基础。多亏了他们，我们才能在地理课上学到（或者试着学到）经线和纬线垂直相交于地球上的任意点。纬线是平行的线，单位是度，由赤道开始。所有经线经过两个极点形成围绕地球的大圈，也称子午圈。这些完全一样的圈的数量是无限的。地球上的每一个点都被某条经线穿过。但是为了能够给地球上所有的经线定位和编号，尤其为了海员的航行，必须抽象地选择出一条经线确定为本初子午线。在17世纪，我们斗胆说，是法国学者画出了最早的子午线。“他们的”子午线（被称作巴黎子午线）在近一个世纪里是海员、地理学家、旅游者等的“本初子午线”。直到1884年，靠着英国海军的重要影响，国际上用格林威治子午线取代了这条子午线。
此时，必须画出这条线。让-多米尼克·卡西尼，巴黎天文台的首任馆长——我们在前一章已经提过他的著名家族——于1671年致力于这项工作。在天文台三层的大厅里，他用一根铜线标示出了一个起点。这仅是一个开端，这支羽箭必须从南到北穿过法国，从敦刻尔克到皮尼昂！1781年，他的一个儿子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法国大革命之后，根据这条经过修改和重测的子午线确定了长度单位：米。此后，“米”这个长度单位替换了图瓦兹 ① 和法尺 ②（1799年确定，1米相当于地球子午线四分之一周长的一千万分之一）。
1806年，巴黎综合工科大学刚满二十岁的学生弗朗索瓦·阿喇戈，负责把“法国子午线”延长到巴利阿里群岛！这是一段类似于奥德赛的疯狂经历：他一度成了海盗的囚徒，被关押在阿尔及尔的贝伊 ① 的监狱里，人们以为他死了。当他1809年回到法国的时候，他成为科学院终身秘书，后来担任了院长。他是坚定的共和派，1848年参加了法国大革命，成为部长，颁布了废除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令。人们经常把他视为共济会会员，这是有争论的问题。然而，我们却知道他的兄弟埃蒂安在督政府时期加入了真理之友分会。 对一条子午线的东拉西扯
丹·布朗认为圣叙尔皮斯的铜线是巴黎子午线的一段，他犯了一个大错。它们不仅相差好几百米，而且我们知道，它们的功能并不完全一样。在神秘学圈子里，有些人把圣叙尔皮斯的铜线定义为“异端子午线”，并赋予它无数的含义；这些说法或许传到了丹·布朗的耳朵里。但是，他的“错误”却拥有小说的美妙之处，可以让他把故事情节的所有地点都放在同一条“圣线”上：巴黎子午线的确从卢浮宫穿过，圣叙尔皮斯却没有在巴黎子午线上；肯定有一条子午线穿过罗斯林礼拜堂，但那不是巴黎子午线！
最后一个侥幸的发现实在太棒了：丹·布朗说，Rosslyn源自Roslin，是礼拜堂所在的村庄的名字。而Roslin本身是源于Rose line（玫瑰线），或者法语中的Rose Ligne。丹·布朗还说，这是从前的巴黎子午线——玫瑰线（ligne de la Rose），抹大拉的马利亚后代（lignée de Marie de Madeleine）的秘密名字（P?郾429）。所有的说法都圆上了！巴黎子午线直接把我们带到耶稣的婚姻和圣杯！只是 —— 即使在神秘学的文学中，“玫瑰线”这种表达法也从来没有出现过。
我们再回到研究铜徽章的兰登教授这里。他的“调查”涉及几处地点。一个在法兰西歌剧院的一角，另一个在里沃利街（Rivoli），最后一个位于卢浮宫金字塔的后面。这个玻璃结构建筑是如此出名，今后几乎与《蒙娜丽莎》齐名，是美籍建筑师贝聿铭在密特朗执政时期的1989年建造的。丹·布朗强调，密特朗的外号是斯芬克斯，这点我们以后再说。玻璃的尖顶，映照着天空的颜色，它高达二十一米，而重量不到九十吨。这项艺术和建筑的顶尖之作耗资约一千五百万欧元。但是现在我们得跟上兰登教授，他在小说的最后几页直接朝着关
键性秘密而去。他钻进金字塔，进入卢浮宫博物馆，走过通往一间“大厅”的长长通道。在那里，他迎头撞上了一个也是玻璃的倒金字塔。丹·布朗写道：“就在他的面前，倒立的金字塔闪着光芒，从上面垂下来——那是一个呈V字形的大得惊人的玻璃杯的轮廓。圣杯！……那是一个微型金字塔。只有3英尺高。……两者的顶部也几乎靠在了一起。圣杯在上，剑刃在下。”（P?郾431）兰登跪倒在地，他面前是圣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被废掉的圣女的圣骨”！贴着它的微型复制品的尖顶朝下的倒金字塔并不是心醉神迷的教授的幻象。它建于1993年，属于大卢浮宫整修计划的第二阶段。它将白天的光线反射到商业走廊（“大厅”），被称作卢浮宫的阅兵场。 共济会的巴黎
丹·布朗不仅有想像力，他也懂得——我们已经看到了——出色地利用“轮回的历史学家们”，或者“神圣几何学”的专家的主题。例如，《圣血，圣杯》的作者们绘制了博学的图纸，把某座教堂或者某个清洁派的场所与法国的子午线联系到一起。但是，他们没有指出卢浮宫金字塔或者阿喇戈铜徽章。总体而言，可以引起丹·布朗兴趣的触及这个问题的著作非常少，也非常机密。它们阐述了一些模糊的，或者干脆是偏执狂的论点。比如，拉斐尔·奥利亚克（Raphaё l Aurillac）的《共济会的巴黎指南》就把卢浮宫视为一个“异教的殿堂”。卢浮宫，记住这点，曾经是一个要塞，一处国王的居所，然后是科学院的驻地，在拿破仑一世时代被改为博物馆。可是，作者认为，拿破仑皇帝是一个共济会会员（这点并没有得到证实，尽管他的父亲和几个兄弟都是会员）。因此，“贝聿铭的金字塔最终完满地实现了自帝国时代就着手进行的事业”，因为“金字塔构成了共济会象征符号的一个主要的要素”。特别是这段话：“触到地面上的巴黎子午线的倒金字塔，似乎是启蒙路程的终点，过去的玫瑰十字军用一句格言谈论这件事情，即‘造访地球的内部，在矫正中你将找到隐藏的宝石’。”这就是《达·芬奇密码》所说的圣杯吗？
另外一位“共济会建筑”专家，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Dominique Stezepfandt）则做了几乎如出一辙的“分析”：“贝聿铭的金字塔和它的小妹妹倒金字塔向我们展示了交叉的圆规和角尺的图形，构成了所罗门之印。”这与《达·芬奇密码》完全一样，丹·布朗对我们解释说，据称在罗斯林礼拜堂出现的剑锋的倒V和圣餐杯的V也出现在两个金字塔上，构成了所罗门之印、大卫之星！……但是事情还没完。斯特泽普方德反对“按照一个秘术地理”排列的阿喇戈铜徽章的解释。对他来说，这条“共济会的轴线”是“魔鬼的脊梁”！丹·布朗是不是在阅读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的有关论述时，得知迪拜看不见的纪念碑的？另外，后者还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圣叙尔皮斯的日晷、雷恩城堡、墨洛温王族和郇山隐修会。
谁是多米尼克·斯特泽普方德？他的名字印在“事实与文献”丛书封面上。他是这套丛书惟一的作者，丛书的编辑是埃马纽埃尔·拉蒂耶。拉蒂耶是极右派记者，也是亨利·考斯通（Henry Coston）的弟子。考斯通是一个恶毒的排犹分子和患有强迫性神经官能症的人，他死于2001年，享年九十一岁。考斯通在战前创建了反犹青年组织，自1934年起就与纳粹的宣传组织建立了联系。他还是维希政府反犹记者组织的副主席。后来他逃到德国，1946年在奥地利被捕，被判处终身劳役，1951年被免除刑罚。在60年代，他成为否定主义①作品的编辑，写了多部有关“阴谋主义者”的作品（如《主导世界的金融家》、《匿名与漂泊的投资》、《执政的二百个家族》）。特别是邪恶的《化名大全》、《姓氏更迭大全》，没有其他任何的目的，我们能够猜到，就是追捕无论在哪的匿名的犹太人（考斯通主要使用占领时期建立的犹太人和共济会的名单）。他与拉蒂耶合作编写了其中一本字典。后者继承了考斯通的档案材料，继续从事他师父的工作。另外，他也是阴谋文学的专家。他还编辑了一份绝密文件，目的是揭露“为了个人私利损害法国利益者的身份”。
这里完全不是指责丹·布朗迎合拉蒂耶或者斯特泽普方德的论点，即使真是这样，这些论点也不会原封不动地直接转到他手里。这些思想在互联网上传播。它们可能，以多多少少被淡化了的方式，浸淫着其他作者的理论……我们已经分析了神秘学思想（或者伪神秘学思想）是如何偶然转化为最无中生有、最极端甚至疯狂的阐述。同样的一段历史可以被解释得完全相反。例如，布朗以前创作的小说《天使与魔鬼》提到了巴伐利亚的光明派 ①。这本小说里的人物，化身为学者的兰登教授解释说：“他们在欧洲变得越来越强悍，随后去攻占美国，美国许多领导人都是共济会会员，如乔治·华盛顿、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运用秘密的影响力建立银行、工厂，以便资助他们的终极目标：建立全球一统的国家，建立一个世俗的，以科学为基础的全球新秩序。”巴伐利亚的光明派是最荒谬的极右派阴谋家最喜欢的题材之一。想一想，他们代表了极端的阴谋——这是为了击垮天主教并且控制世界，渗入到所有其他的秘术团体（共济会、玫瑰十字会或者圣殿骑士团）内部的一个秘密团体！ 弗朗索瓦·密特朗，斯芬克斯
当人们打算在某种秘传学的流沙中前行的时候，最好先弄清楚从哪里下脚。既然必须历尽艰辛，我们就再谈谈斯特泽普方德。我们还没有与他了断。我们还没有提及他是如何给他那部不朽的作品《弗朗索瓦·密特朗，全球的建筑大师》加上标题的！是的，他认为，这位前社会党总统任期内完成的大工程，Buren的柱子、巴士底歌剧院、卢浮宫金字塔、德芳斯凯旋门，都是一种异教占星术的“神殿”，这个异教聚集了从埃及到克尔特人的“接受奥义的人”，还包括玛雅人、圣殿骑士、玫瑰十字会成员、犹太人特别是共济会会员……弗朗索瓦·密特朗是一个反基督教和“世界主义”的阴谋集团的首脑。他在为一位必然是恶魔的大君主的降临做准备，而金字塔应该就是“御座”。
当然，丹·布朗和这些胡说八道离得很远。但是，他在书的最后着重指出，卢浮宫的金字塔，“它是20世纪80年代有‘斯芬克斯’之称的弗朗索瓦·密特朗构想并委托建造的；根据谣传，密特朗参与了秘密社团的内部活动”（P?郾429）。密特朗是“被授以奥义的人”？这样的谣言传了很久，特别是在极右派分子那里。他们提出的证据，例如，前总统经常去埃及的尼罗河。对他们而言，密特朗是魔鬼的化身，是法国大革命（“共济会的事业”、“圣殿骑士的复仇”）的继承者。但是，谣言和疑问超出了极端主义者的圈子。在索尼埃神父的爱好者中间，仅在1981年，就谣传他在大选前躲开所有人去了雷恩城堡，并坚持要参观贝朗热·索尼埃的产业！一些人很快就做出断言，他是去与某个强大的守护神签订一个秘密协定，尽管当时发表的所有照片都显示陪同他的还有大群的地方议员和大区的官员。十年之后，罗杰-帕特里斯·波拉（Roget-Patrice Pelat），卷入1990年政治献金案件的一个商人的名字和总统最亲密的一位朋友的名字出现在郇山隐修会大师的（假）名单里。极右派的刊物《Minute》为此捞了一把（刊物说这是“密特朗阴影下的一个秘密组织”，见该刊1993年10月13号）。这份假名单使皮埃尔·普朗塔尔受到警察的搜查，当年负责调查波拉案件的法官蒂耶利·让-皮埃尔签发了搜查令。普朗塔尔受到了严厉的训诫，因为不仅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密友也不是鬼魂隐修会的成员！相反，波拉参加了共济会，但这却不是什么秘密。
数不清的废话抛向了弗朗索瓦·密特朗。或许，也因为他一直——不管怎样——是一个复杂和神秘的人。斯芬克斯的外号就是因为他那几乎与《蒙娜丽莎》一样神秘的、尽人皆知的微笑。有关他喜好神秘事物，他的搅浑线索的艺术，他的“真实的谎言”，人们把话都说尽了。尽管他肯定是抵抗组织的成员，人们还是想发掘他的灰色区域，他与维希政府的一些人的联系。人们强调他对文学的爱好，他对星相学和神秘学的爱好（抽空去雷恩城堡的故事也许就是从这儿来的），他对死亡的迷恋，还有——因为他周围有不少共济会的人，人们有时就会问，他本人是不是也加入了共济会。他的朋友发誓说他没有加入。前外交部长罗兰·迪马，本人是共济会总会的成员，总是说“密特朗看不起共济会”，主要是因为他在主母会中接受的天主教教育。 六百六十六
但是，密特朗懂得玩弄象征符号。他有导演的天赋。我们想起荣军院的仪式。1981年5月21日，密特朗当选总统后的第十天，他拿着一朵玫瑰，只身进了荣军院，对着摄影机镜头，在社会党人让·饶勒斯 ①（Jean Jaurès）、抵抗组织成员让·穆兰（Jean Moulin）、废除奴隶制之父维克托·舍尔歇 ②（Victor Schoelcher）的墓前鞠躬。对一些人来说，这个仪式更加证明了国家总统与共济会会员的联系（维克托·舍尔歇是真理之友分会的成员，让·穆兰尽管有块根深蒂固的招牌，但绝不是共济会成员）；或者有人干脆说，他在墓前举行了一场秘密仪式！
总之，弗朗索瓦·密特朗令人仰慕，但是也引起对他的大工程政策的闲言碎语。最具有他个人风格而又独一无二的计划，要算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的构思了。他建了一个大凯旋门，一百一十米高的巨大立方体，重达三十万吨。对于诽谤者来说，这个建筑已经成为他狂妄自大的证据。但是，引起世人最大争议的还是贝聿铭设计的金字塔。如今，这座金字塔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一个巨大成功。但是，在当年，人们不断嘲笑现代法老弗朗索瓦·密特朗的抱负。人们把未来主义的三角形看作“奶酪钟”或者“瘊子”（《达·芬奇密码》的贝祖·法希探长就用了这个称呼）。人们说弗朗索瓦·密特朗把自己看成古埃及的一个统治者，希望建造一座“坟墓”。尽管贝聿铭解释说，金字塔的功能首先是创造一个采光井为大卢浮宫的地下采光，也可以做成一个球形。但是所有这些辩解都没有用。象征符号的力量过于强大。
丹·布朗没有忍着不说，他写道：“在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明确要求下，这个金字塔正好由666块玻璃构成。……他们说666恰好是撒旦的代码。”（P?郾17）“凡是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六百六十六。”（《圣经·新约·启示录》ⅩⅢ，18）说密特朗要求金字塔必须秘密地带有撒旦的数字不仅虚假，而且荒诞。这个说法在《弗朗索瓦·密特朗，全球的建筑大师》一书中被充分论述过：“金字塔是献给一个统治者的，这个统治者是圣约翰的《启示录》选定的那只怪兽”，它“完全是由六这个数字构成的”。当然，斯特泽普方德指出，资料来源不同，玻璃的数量也不一致：在设计者的正式宣传册子上是六百七十二块菱形玻璃，几页之后又两次说是六百六十六块。另外一本手册说“六百零三块菱形玻璃和六十块三角形玻璃”，而另外一本又给出了一个新的怪兽的数字。最后斯特泽普方德说：这些矛盾的说法是为了把“被授以奥义的人”的注意力引向金字塔的撒旦的重要意义上！在一点上，他没有错：我们自己找到的数字也都不一样。1988年2月24号的《Télérama》周刊写道：“人们最终安装了六百六十六块菱形玻璃。”但是，十年之后，《解放报》说是“六百七十五块菱形玻璃，一百一十八块三角形玻璃”。而《共济会的巴黎指南》最终的结果是“七百九十三块菱形和三角形玻璃”。
最后，我们询问了卢浮宫博物馆的宣传部门，他们告诉了我们最终的数字，同时，他们也强调说这是一个“纯粹技术性的解答，与解释《达·芬奇密码》毫无关联”。（博物馆的领导部门不愿意听到谈论这本书，因为这是一本魔鬼的书。）“金字塔共有六百七十三块玻璃，六百零三块菱形的，七十块三角形的！”我们相信这个数字，我们拒绝爬上建筑去核实。至于为什么错误的数字在流传，这个问题还有待解决。或许，这又是一个让神秘爱好者们慢慢磨牙的东西。 对话第一部分
网友：夫人，您好。我没有读过您的著作，但是我昨天买了《达·芬奇密码》并在纽约至巴黎的旅程中读了。书十分“精致”，但是太无聊——甚至根本站不住脚。安伯托·艾柯（UmbertoEcco）和他的《傅科摆》比这本车站文学强百倍，说到《傅科摆》，我希望您拨正所有这些蠢事……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丹·布朗的作品的确不是传统文学的杰作，安伯托·艾柯在这
方面远胜一筹。但是，《达·芬奇密码》迷们在这本书中寻求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欣赏真实与虚假的巧妙混合。我们希望在自己的书中澄清这种混乱。《达·芬奇密码》具有教化意义和趣味性，就像是一场线索游戏，那里的一切都被加密了。相反，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真实的！
网友erikh：这本关于历史事件的书质疑了我们对基督教的认识的根基：当今的信仰从质疑社会、文化、宗教的现有知识中，即从质疑一个明显丧失了精神的社会中汲取它的可信度。这种现象难道与这本书的畅销没有关系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完全正确。如果说我们对这本书作了一次调查，这也是因为我们觉得非常有必要严肃地对待“《达·芬奇密码》现象”。它揭示了什么？它的深层次动力是什么？这本书在全球拥有一千五百万读者，法国拥有超过一百万的读者，这可不是小事！这不单纯是一次成功的市场运作。正像您所说的，这本书顺应了人们所谓的质疑传统的宗教教育（天主教）的潮流，同时，也顺应了对象征、神圣和神秘需求的潮流。一些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如弗雷德里克·勒努瓦（我的合作者）已经正确地分析了这一现象。他们把这叫做“套装宗教”。每个人最终都在借种种信仰，或者借流行思潮中适合自己的那些内容修补自己的信仰。《达·芬奇密码》的伦理就是：人们相信的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有寻找，只要追求神秘就……
网友erikh：在这本书的背景里，有没有“诺查丹玛斯和这些预言”的某种附加含义？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丹·布朗显然非常了解晦涩的秘传学说，秘传学的传奇和神话。诺查丹玛斯在16世纪确实预言了一位未来的“大帝王”，必将于某日重登王位的一个失落的国王。他是墨洛温王朝的后代吗？这是某些秘传学组织，特别是围绕着皮埃尔·普朗塔尔建立起来的那些组织所确认的。丹·布朗不认识这位法国人。普朗塔尔宣称自己就是达戈贝尔特的后代。
网友：您好，我是图卢兹人，我读过您的多篇关于阿莱格尔①（Alègre）事件的文章。您很快就将向我们证明杀手不止一个，是不是这样？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很高兴与您谈论阿莱格尔事件。但是在另一个论坛……
网友：您调查过帕特里斯·阿莱格尔。他真的认识马克·布拉盖（MarcBourragué）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绝对认识！！！马克·布拉盖承认与帕特里斯·阿莱格尔一起喝过开胃酒（他被捕前的七天，当时还没有人知道他的罪行和凶杀）。您下面要问我他们是不是认识抹大拉的马利亚吗？
网友（巴黎的）jean：《达·芬奇密码》这本书的成功难道不是源自我们现代人对非科学的，类似江湖骗术的那些玩意（秘密组织、编码、预见力、天象等等）的兴趣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毫无疑问。《达·芬奇密码》汇集了所有这些内容。有意思的是，我们发现，在一个超理性、科技化的世界里，神秘学说产生着这样巨大的诱惑。诱惑或许解释了神秘。
网友coucou：您的书的广告所概括的“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生过几个孩子”让我觉得很古怪。您对此怎么看？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们的书的确不仅仅涉及这一个问题。我们叙述了《达·芬奇密码》“隐秘的”源头，（借用非常“布朗化”的表达！）多少让人吃惊的那些启迪者。我们调查了小说情节中的几乎全部在法国的现场。我们开心地公布了有关共济会和神秘学的参考资料。我们深入了解了天主事工会和郇山隐修会。还有死海古卷、“神圣女性”、梵蒂冈等等。但是“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我们讨论的也是这一假说）是丹·布朗的书的核心论点。正是这个论点危及无数的读者，也是让这本书畅销的主要原因。因此，图书广告把这个问题放在首位并不完全意外。
网友coucou：为什么对这本书（《达·芬奇密码》）有如此多的争论？它不过是本小说而已！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它不过是本小说而已！您完全没有说错。这用不着大惊小怪。但同时，看到这本书引起的狂热反响令我着迷。而且还是一本侦探小说！我们知道，信息是当今最有威力的武器。《达·芬奇密码》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极好的例子。一本普通的小说让成千上万的人产生疑惑，流传到了全球。《达·芬奇密码》是全球化的小说。
网友coucou：请原谅，我没有读过您的书。您见过丹·布朗吗？他是哪类人？像他的书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读读我们的书，非常精彩！严肃地说，丹·布朗拒绝采访。我们理解他的这种做法：1.他受到了打扰。2.他在准备下一部小说。3.让神秘和含混满天飞对他更有利（他相信他自己写的东西吗）。4.他是作家。总之，没有任何东西迫使他为自己辩解。我们只知道，他四十多岁，他是新罕布什尔州的教授，已婚，妻子是一位“艺术史学者”，他还写过别的小说，其中《天使与魔鬼》刚刚在法国面世。他有一个网站，如果您希望了解他如何保持神秘和含混，我建议您去看看。
网友coucou：《达·芬奇密码》的惟一问题就是首页（所有关于古迹、艺术品、文献和秘密宗教仪式的描述均准确无误）。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与前面的问题有绝妙的连贯性！郇山隐修会是一个古怪的人皮埃尔·普朗塔尔（小说中的索菲·奈芙的真正原型！）根据1901年法于1956年创建的一个社团。这个人的过去有些令人恶心，就像在我们的调查中叙述的，但是他具有某些才能，与另
外两个也很古怪的人一起策划了让人大费笔墨的这个郇山隐修会的传奇。最终，成为一本全球畅销书的素材。在前言中，丹·布朗还肯定了天主事工会的存在。当然，这是真实的，他在小说中的叙述没有太脱离现实（尽管，显而易见，并不是天主事工会的所有成员都是穿苦修带的狂热信徒）。他的第三个肯定：对古迹、艺术品、秘密宗教仪式的描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有些甚至是彻头彻尾的臆造（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绘画作品的密码）或者是推断。最后，正是首页让我先产生了为《新观察家》调查，然后与弗雷德里克一起写一本书的愿望。 网友coucou：我感觉有关《达·芬奇密码》的所有的书都希望置丹·布朗于死地。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们对丹·布朗没有任何恶意。他是一个作家，他在他的领域中表现出不容置疑的才能。只不过，他在前言中保证他的小说是以真实的事件为依据的。特别是郇山隐修会的存在，说是1099年创建的一个秘密社团，以保护“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的婚姻秘密”，说郇山隐修会的导师有列奥纳多·达·芬奇、艾萨克·牛顿。在这一点上，他有点过分了！因为我们还原了（1956年创建的）隐修会的历史，这让人相当吃惊。
网友：本书的真正理由：一次调查，借一部畅销书的浪潮轻易挣钱的一种方式。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的天！有三点，既没有任何羞耻，也没有犯罪感：1.一次调查吗？是的，我们的书是惟一一部真正地为《达·芬奇密码》“解码”的书（其他的书声称解码，但却是用伪科学的语言重复丹·布朗的话）。我们做了一次真正的现场调查和真正的分析。2.借畅销书的浪潮？是的，我已经对另一位网友说过：试着去理解这一巨大成功的现象的原因，这毕竟是一个记者，一个哲学家的工作，您不这样看吗？3.挣钱？任何工作都有权得到薪酬，如果书卖得好，那更好。轻易？请看第一个问题！
网友：但是，如果这是真的呢？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是的，如果这是真的呢？这是丹·布朗的书的荒谬的动力。并且，正是因为如此，它才如此地畅销。他的书打开了视野，让人思考。但是，请注意，它依据的论点，是不那么知名的其他作者的书，其推理常常是：如果没有什么东西证明它是错误的，那么，它就肯定是正确的。照这种方法，我们可以确认雅克·希拉克崇拜米老鼠，或者教皇是一个外星人！
网友：您好！（《达·芬奇密码》）整个这个故事最终取决于耶稣在历史上的存在。我是教徒。但是，从科学的角度，人们确信耶稣真的存在吗？谢谢。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即使是无宗教信仰的人也没有质疑一个叫“耶稣”的人的存在，他曾经生活在巴勒斯坦，被钉上十字架。至于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
网友：《新观察家》发表的关于秘传学的“调查”也是对弗朗西斯·勒努瓦的一次采访，您与他合写了这本书，是自我推销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您是《新观察家》的一位非常非常认真的读者。好极了！尽管我的合作者叫弗雷德里克，不叫弗朗西斯。但这无关紧要。他不仅与我合作写过一本书，自己还写过许多书。他是一个宗教问题专家，经常接受《新观察家》的采访。
网友：您好！《达·芬奇密码》是一部小说。好与坏，这可以争论。我认为它值得一读，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大卸八块”呢？这是一本小说，所以，丹·布朗为什么不能曲解现实呢？丹·布朗的目的显然是编造，所以他可以按照自己的做法做！谁责备过大仲马描写的达达尼昂与现实中的不一样，说根本没有金刚石首饰事件呢？谁会为《哈利·波特》写一本书，去证明魔法师并不存在呢？证明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有没有孩子，那又怎么样呢？或者他们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我们反过来责备丹·布朗编造，让我们住嘴吧（以此作为《新观察家》的封面，这或许有些过分了）。最终，这一切不是有点借一本畅销书发财吗？又及：您发表在《新观察家》上的调查还是非常有意思的。我认为这个主题不值得占那么重要的位置。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听出了您的批评，而且我理解您的意思。我已经做了部分的回答，特别解释了丹·布朗的前言和希望分析“《达·芬奇密码》现象”是我们的主要动机。又及：您不觉得您的“又及”有些自相矛盾吗？（我的调查并没有上《新观察家》的头版头条。）
网友：您好！您在调查期间碰到过困难吗？有没有人拒绝与您谈话，或者有过什么障碍？总之，人家有没有试图隐瞒什么？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像所有的调查一样，有些人愿意说，有些人不愿意说。一些人希望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另一些人通过遗漏，或者相反，通过夸张撒谎来达到目的。必须要印证和核实。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网友：您好！您对围绕着《达·芬奇密码》组织的旅游怎么看？这本书在美国的销售情况如何？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这本书目前（到2004年底）在美国销售了一千万册，并且还在增长。它引起了不可思议的争论。比如电视节目。神学家起来反对。教会表态。组织的旅游？当然，这是“商业经营”。与此同时，这本书出版之后，成千上万的人重返卢浮宫、圣叙
尔皮斯教堂，或者去米兰观看列奥纳多·达·芬奇令人惊叹的《最后的晚餐》。那又怎么样呢？
网友：我在琢磨教会对这本书有何反应？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在美国，教会感受到压力并决心回应。必须要说的是，教会因为常常佯装不知近些年曝光的那些恋童事件，已经处在一种“困难的境地”。“教会撒谎”的说法深入人心，也导致了发挥了这一说法的丹·布朗的成功（不是关于恋童癖，而是关于抹大拉的马利亚）。在法国，教会已经准备好一份声明，一旦……目前，教会还是很谨慎的。
网友：您在书中解释说丹·布朗的那些论点早就不是什么秘密了，为什么过去没有听说过呢？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这些论点在一个尽管是“国际性的”，但却相对封闭的圈子尽人皆知。对秘传学说、圣殿骑士、雷恩城堡之谜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读过《圣血，圣杯》的人二十年前就知道；读过杰拉尔·德·塞德的书的人四十年前就知道。与《达·芬奇密码》的一千五百万读者相比，这是很少的一群人。丹·布朗的个人天分在这里起了作用。时下的风气和社会因素解释了这样的成功。
网友：到底什么是圣杯？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根据一个克尔特人传说，这杯子曾经用来接盛被百人队钉上十字架的耶稣的鲜血。从广义上说，这可以是您希望的任何东西：您寻找的，您追求的，您的目标。
网友：《达·芬奇密码》的作者就书中阐述的事情的真实性方面，制造了那些含混？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在他的网站刊登的访谈录中，他解释说，书中暗示的那些论点（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郇山隐修会等等）并非出自他的想象。他说，希望他的书不仅供读者消遣，而且帮助他们睁开眼睛看到隐秘的事实，他还说“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在我看来，这句话可以给不少偏差找到借口。 网友：您好，夫人。您是否试着会见《达·芬奇密码》的作者？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他拒绝采访。（参见前边的提问）
网友：我读了您的书。非常精彩。我没有问题，只是对您表示祝贺！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谢谢，这让我非常高兴。
网友：与弗雷德里克·勒努瓦的这次合作是如何开始的？你们过去就认识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猎奇的问题！认识，但是，我们没有隐秘的孩子！
网友：调查一本畅销书的书的回报（金钱上的）丰厚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目前，我还无法回答您的问题！
网友：您本人是教徒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反正不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另外，尽管我接受过天主教的教育，但我并不介意了解耶稣和马利亚有没有性关系的问题。
网友：《观察家》的记者们是如何最终完成这样一本书的，你们是三五个小时写完的，还是怎样的？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谜。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们用晚上和周末的时间。但我确信，您不相信我的回答。
网友：夫人，您好！作为一个老图卢兹人，我欣赏您在阿莱格尔事件上采取的方法，远不是众多媒体采取的做作的，或者引起人假愤怒的方式。您认为图卢兹的现任共和国检察官的辞职与这个案件有关系吗？据宜知，大量受到质疑的档案被下令封存了。您怎么看？致意?/p>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就像我对另外一位网友说的，我很乐意回答您的问题，但是在另一个论坛，因为，本论坛的主题是“《达·芬奇密码》的现象”。回头见。
网友：您认为丹·布朗在介绍郇山隐修会的历史时，是真把这当作真事了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不希望凭揣测和他打官司。不管怎么说，像他那样保证这个隐修会存在，达·芬奇是导师，或者法国国家图书馆的“秘密档案”，至少要有纯朴的人的纯朴的信仰，或者完全的确信。说到这儿，我不认为他知道普朗塔尔在战争期间的往事，这只有很少的人知道。
网友：就您的了解，在丹·布朗的书中受到公开指责的天主事工会有什么反应？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不舒服！他们发表了一个公告，否认针对他们的“丑化”，他们没有起诉。
网友：我认为在全部的事实，或者全部的虚构中，必然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不去详细分析丹·布朗的书，您不认为仍然存在一些长期流传着的令人吃惊的事情吗？我个人对雷恩城堡的历史感兴趣。您是怎么看的？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当然，在这部虚构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对于丹·布朗迷来说，虚构变成了事实。这正是我们为什么要进行调查的原因。因为，我们深受触动，应该承认，有些担心，看到一本畅销书如何可以让人把纯粹的臆造当作事实。雷恩城堡的传说正是这类的写照。一个神父发了财，一个故事滋生了一切。依据一个假设（他找到了一笔财富）解释一切，一切都变成了迹象，一切都变成了“令人吃惊的东西”。这是传说的魅力。
网友：您说“至于他是不是上帝的儿子”，其实，一切都源自这里！上帝，是谁……或者是什么？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这就是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终生探讨。
网友：对这本文笔的确很平庸的书，有哪些主要的，我们可以指责的不可信之处？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实在不能过多建议您读一读我们的书！然而我要举两三个例子：郇山隐修会并非创建于十字军东征时期，而是创建于1956年。教会从来没有焚烧过书，也没有隐瞒过耶稣和马利亚的不确定的婚姻（这并不是说教会从来没有隐瞒过什么事情）。梵蒂冈没有因为《死海古卷》中有一个重大的谜而阻碍它的出版。列奥纳多·达·芬奇从来没有把他的画命名《蒙娜丽莎》，他没有在自己的画作中加入标记揭示圣杯的位置。圣叙尔皮斯教堂没有保留异教神殿的遗迹。等等，等等。
网友：这是为警察进行的调查吗？或者是记者的兴趣？如果我没有误解您的工作，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已经多次回答这个问题。但是，鉴于您提问的口气，我觉得说什么您也不信。这是您的绝对权利。 对话第二部分
网友：当现代科学，例如天文学，证明了一神论经书的大骗局的时候，受了骗的信徒们埋头于秘术——以托拉五书①（Torat）为依据的一神论谎言的两千四百年等于赋予依据人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一位独一无二的上帝的错误。这不正是向两千万盲从的羔羊揭示大骗局的时候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丹·布朗所做的可不是这件事。全体羔羊向您致敬啦！
网友：《达·芬奇密码》这本书已经上了耶路撒冷中学一年级的课堂，当然是希伯来文的，这一点没有改变我们的犹太教信仰。我本人读了这本书的法译本，我也邮购了您的书。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这是网友提供的证据，它（或许！！）将说服认为对这本书的思考毫无意义，或者纯粹是商业炒作的那些人，这本书现在已经上了中学的课堂。
网友：我读了“耶稣和抹大拉的马利亚有一个孩子。天主教教会几个世纪以来全力掩盖有关基督教起源的这个爆炸性事实”。您为这个结论做了一个反调查。我没有读过《达·芬奇密码》，我也没有读过您写的书。直率地讲，如果耶稣与某个女人同房，无论她怎么样，都只能让我高兴（为他或者为她高兴），这肯定改变不了什么。对我而言，这是我认识的最革命的，最正义的，最和善的人。在电影《基督的最后诱惑》中，马丁·斯科塞斯让基督走下十字架，进入家庭，和孩子们在一起，但最终又改变了主意，又回到了十字架上。对我来说，这是有关耶稣的最好的电影，让人渴望了解基督。因为，马丁·斯科塞斯敢于表现脆弱的，人性的一面。我的问题是：除了了解耶稣与抹大拉的马利亚做没做过爱之外，还有没有更紧迫的，事关人类的调查？坦率吗？安娜。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另外，您也不会看我们在书中解释的其他事情。
网友：能不能告诉一些丹·布朗写这本书所依据的素材（《圣血，圣杯》那类的）？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圣殿骑士的显形》、《雷恩的黄金》，等等。
网友：“在这次宣传攻势中，最奇怪的是我们的作者。他们在说了他们认为的丹·布朗先生的劣迹，数不清的只叙述事实的错误，可以说是不诚实的篡改文章和素材的方法之后，又娇滴滴地对我们说：‘《达·芬奇密码》提出了真正的问题，首先是基督教的性的问题，各种宗教压制女性的问题。’他们最后甚至认为，丹·布朗先生有些‘贴切’，有几分‘真实’地提出了有关基督教的女性命运的问题。总之，他们竭尽全力在作者最坏的一面，一价商店（译者注：指所有商品都以一种价格销售的商店）（Prisunic）的女性主义，与作者达成一致。”您对《费加罗》发表的这篇评论怎么看？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丹·布朗的确提出了这些问题。但是，显然，令《费加罗》的记者不高兴的只是与“女性”、“宗教”、“性”有关的事情。有意思。
网友ichem：教会为什么希望掩盖“神圣女性”？女性在创世中没有位置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如果公平地……另一方面，按照福音书的记载，耶稣爱女人，也包括有罪的女人。但是，显然，教会的神父们不那么爱。
网友：您不认为这本书的主要益处在于反对“一家言”的模式，提出研究历史和宗教的其他方法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这是它畅销的一个原因。但是，书中所提出的替换“一家言”的思想可以很快变成另一个精神的牢狱。
网友：您认定普朗塔尔是郇山隐修会的创始人。您利用他的历史，而不是“事实”使这个人失去了信誉。这是不是通过单纯的人身攻击否认某人的论点的一种方法？除了信誉之外，您还有否定郇山隐修会的其他的证据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错了。我们谈了他的过去，他的人品，也谈了事实：郇山隐修会是什么时间和如何创建的，它真正掩盖的东西等等。
网友：圣杯是接盛基督鲜血的杯子，不正是血统的忠实写照吗？鲜血是血统的象征，杯子接盛……一切都是象征的符码，不是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丹·布朗在整本书中玩弄的恰恰是这点（除非他真的相信这些）。
网友：我认为丹·布朗的书围绕的那些问题是无须争论的。教会发布的基督的生平与其他经文不合，例如“艾赛尼福音书”：教会为了统治修改了历史……这难道不是核心问题吗？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我们在书中分析了这个问题。特别是有关艾赛尼教派的问题。众多专家认为基督不属于这个教派。但是，问题还没有结论，还在争论。但是，这就意味教会查禁经文吗？（另外，这些经文是20世纪50年代才发现的，且没有从根本上推翻福音书。）
网友：您好！我已经向圣诞老人“订购”了《达·芬奇密码》的连环画，我目前没有权利读这本书。我的问题：连环画《神秘三角》和《十诫》（我有）属不属于这几年来吸引我们的秘传学历史的那类书？另外，我是无神论者，与任何宗教无关。您从中看出一种关联了吗？一个时髦的现象？谢谢！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您真是好福气！严肃地说，您所说的与这些连环画的关联非常贴切。对秘传学的兴趣在不断增加。另外，《观察家》不久前也因为这个原因对此作过一个调查。（参见前边的问题）
网友：您不认为《达·芬奇密码》让被媒体洗了脑子的公众的平庸暴露无遗吗？他们准备好按照要求为分配给他们的任何演出或鼓掌，或喝倒彩，哪怕是反映他们自身的无教养的演出（历史的、文学的、人文主义的、成人的）。
玛丽-弗朗丝·埃切戈安：不完全是这样。最初，媒体，大的出版社看不起丹·布朗（例如，在法国，各大出版社都拒绝了他的书）。《达·芬奇密码》不单纯是一个市场的产物。
正因为如此，试图理解这种现象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