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大流行: 这就是德国危机管理失败的地方！
大流行爆发后的一年,只有不到一半的德国人仍然对联邦和州的危机管理感到满意。为什么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越来越低？2020年1月27日晚上，慕尼黑卫生部发言人证实一位来自巴伐利亚州斯塔恩贝格区的男子感染了新冠病毒：德国汽车供应商Webasto的一名员工被一名中国同事感染。当局表示当地人口感染的风险较低。但是在随后的几天和几周中，该病毒其实悄悄的传播开了，起初缓慢，然后呈指数增长。一直到三月，卫生当局就不再能够追踪感染链。并在3月9日报告了首例死亡病例。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世纪大灾难”开始蔓延，但同时，在德国的美因兹，德国的一对科学家夫妻于2020年1月开始研究疫苗。八个月后，Biontech / Pfizer疫苗成为第一个问世的高效疫苗。而现在，已经是德国发现首例病例一周年了，下面这些问题几乎没有解决，而这也是德国人对政府越来越不满的原因。
疫苗接种：迟到的订单和延迟的交付
政治家和公众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在整个欧洲组织统一的疫苗采购是正确的。但是，订购的时间和范围以及随后各联邦各州在疫苗接种上的混乱是有大问题的。
首先，欧盟委员会与后来最先得到批准的两家制造商（Biontech / Pfizer和Moderna）签订的合同都相对较晚：分别在11月底和12月初。特别是Biontech的疫苗，鉴于价格，责任问题，繁琐运输手段以及新的mRNA技术，一些成员国提出的警告声浪实在太大了。而德国制造商Biontech在6月底提出的5亿罐的报价还被欧盟拒绝。而另一方面，美国更愿意冒险；美国在7月就订购了大批疫苗，所以他们现在已经率先为1650万美国人接种了疫苗。
虽然联邦卫生部长斯潘（Jens Spahn）（CDU）强调问题不在于订单，而是制造商的生产能力。但是基本规则是：订购早，价格高的国家通常能更早交付。辉瑞公司目前正在对其比利时工厂进行改造，以便能够从2月中旬开始增加产量。因此，欧洲国家将不得不接受比原计划更少的疫苗。
Astra Zeneca疫苗是欧盟批准的第三种疫苗，但是周五宣布能够提供的疫苗也比预期更少。而且，这个疫苗在欧盟没有被批准给老年人接种。这意味着：卫生部长承诺的到今年夏天基本为大部分人提供疫苗的承诺几近破产，总理默克尔（CDU）已经指出，日期将延迟到9月21日。
没有保护好老年人
老年人和疗养院的保护不足被认为是德国抵抗大流行过程中的最大失败。去年大多数新冠死亡病人是老人院的老人，在一些联邦州甚至超过三分之二。
据罗伯特·科赫研究所（RKI）称，德国目前有900起老人院群体暴发病例。尽管该病毒对于老人来说特别危险，但是许多保护措施来得太迟了：最初缺乏口罩和防护设备，后来缺乏核酸测试，然后快速测试到10月中旬才能使用。原因是联邦政府没有组织集中采购，而是让老人院自己订购并测试，这导致许多的延误。
另外，仍然缺少可以全面进行测试可打疫苗的人员。联邦就业局发起了一个代理平台来提供外部的义工，但由于组织上的困难到现在也尚未启动。
结论：联邦和州政府没有利用夏季来制定针对社会上最弱势群体的战略。一直到秋天，老人院死亡人数飙升时才注意到这个问题。
学校：还在等待数字化
早在2000年，联邦教育部长Edelgard Bulmahn（SPD）就宣布要“为每位学生提供笔记本电脑”。2016年，教育部长们商定了“数字世界中的教育”这个目标。包括：给教师和学生提供带有WLAN的设备，创建数字学习平台等。但是似乎所有承诺都没有到位。
在３月第一次封锁期中，整个德国教育界出现了束手无策的局面，学生基本浪费了在家学习的时间。夏季，感染人数减少了，压力也减少了。但是有关部门根本没有利用这个时间创建大型的，可持续的解决方案，而只是对数字平台进行了修补，购买了平板电脑。在疫情进一步严峻时，还一味强调面授的重要性。同时，联邦政府承诺的相关资金流动缓慢。到今天为止，给老师承诺的手提电脑还没有到达学校，远程授课问题也非常多，而返校也遥遥无期。
卫生办公室的数字设备严重不足
在德国发生疫情一年后，卫生当局的数字设备仍然不足。直到最近，大多数办公室，实验室和医疗机构仍无法彼此进行数据交换。在许多地方，调查结果仍以传真，手动输入的原始方式进行。事实上，联邦政府早就要求使用对于跟踪联系人和记录感染源至关重要的Sormas软件，但是截至1月18日，380个办公室中只有132个使用。拖延甚至令默克尔总理也感到恼火。她在星期四告诉记者，已经与各州州长达成协议，该系统必须在1月初安装：“不幸的是，这并不成功”，因为一些联邦州更喜欢“其他等效系统”。现在，使用该软件的目标日期已经延长到2月底。
卫生办公室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报告感染和死亡人数的严重延迟。根据专家的说法，后者到达RKI的时间最长要晚三周。
防护口罩：先说没用，然后供货太少，现在又太贵
当谈到防护口罩时，联邦政府显然没有为危机做好准备。联邦议院科学部门在2013年就警告说，未来几年可能会有大流行。但是，政府没有建立相关的防护材料仓库，也没有准备国内生产线，更没有与外国供应商签订合同。
大流行爆发时，先是说口罩没有用。等政府转过弯来时，才发现市面上无货。政府内部也就职权范围发生了争执：卫生部长斯潘和内政部长西霍弗对谁负责采购的事宜开始起争执，卫生部最初委托了几个采购办公室，例如德国联邦国防军和海关。但是那里的官僚主义阻止了在世界市场上的迅速订购，而当时其他国家却用现金从机场截胡。后来，卫生部开始招标，并承诺供应商以高价购买口罩。结果光政府要支付的顾问费已经累计3500万欧元，仍有大约80个供应商起诉政府没有收到钱。这些法律纠纷也给纳税人增加了负担。
戴口罩的建议更是很混乱：首先，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和政府拒绝强制使用口罩，然后才实行戴口罩义务，而现在，在巴伐利亚州等地方已经强制FFP2口罩了，随着带来的问题就是口罩太贵，因为FFP2口罩本身价格就不便宜，而且还是一次性的。
新冠抗疫措施部分违法
春季，德国的抗疫措施还是获得了很高认可的，ARD德国趋势等调查显示了这一点。但是，大流行持续的时间越长，人们的不适感就越大。目前，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危机管理不满意。甚至有许多人质疑相关措施是否相称。法院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质疑者的观点：仅在最近，巴伐利亚州的一个行政法院才取消了一般酒精禁令。黑森州的一个行政法院也抱怨说，15公里运动半径的规则是“部分”违法的。法院先前也曾推翻关于住宿，礼拜和示威的一揽子禁令。
莱比锡宪法律师Christoph Degenhart批评说，某些措施在法律上是不透明的，例如15公里运动半径规则或老年院的入门禁令等是有问题的，附带损害太大，不能说是适当的措施。
目前关于疫苗接种顺序也有争议。宪法律师认为，确定优先次序是违宪的。因为这是与基本权利有关的生存问题，而联邦议院还必须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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